香港政情一个必须重视的最新动向是，不仅反对派政治团体、政治人物显露反共立场，而且倾向于反对派的学者也表露反共意识。只要行政长官的言行不合其意，他们即群起往中央头上泼污水。对此，爱国爱港中坚力量要坚定政治立场，勇于担当香港政治中流砥柱。
香港政情一个必须重视的最新动向是，不仅反对派政治团体、政治人物显露反共立场，而且，倾向于反对派的公共知识分子也表露反共意识。
8月16日，《信报》A14刊登了两则消息。一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接受该报专访时称：他忧虑“佔领中环”被共产党渗透，后者派大量卧底加入“佔中”运动，在电子投票决定普选方案时支持政府方案，可能使“佔中”胎死腹中。他提议一个补充“佔中”的计划：循“超级区议会”界别当选的3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中一人辞职，以补选启动“公投”，由香港市民以公投来决定普选方案。另一则消息是，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认为，由反林慧思集会到梁振英深入天水围发生打斗，反映行政长官梁振英要做最后一博，而据她获悉，北京的一种看法是，要求梁振英下台为时尚早，故指示梁振英打倒支持民主的人士，不惜搞乱香港。
妄称“管治大陆化”混淆舆论
如果说涂谨申所言尚属其个人推测，那么，毛孟静则是自称披露北京的一种指示。涂谨申的个人推测反映其一贯政治立场；毛孟静所言，则是出于其一贯政治立场而公然造谣，反共恶劣程度，后者甚于前者。但是，公民党和民主党的两位立法会议员在反共这一基本立场上没有区别，折射香港反对派两个主要政治团体在香港政改决战临近之际，趋向于激进反对的共同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派或倾向于反对派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开始表露反共意识。7月29日，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洛以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副教授的名义，在《明报》A30“观点”版发表《制度大崩溃 管治大陆化》，整篇文章抨击特区现届政府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内容与内地毫无关联，也没有得出特区现届政府的管治呈现“大陆化”的推断，居然在文章标题上武断地称“管治大陆化”。“一叶障目”，反共到了连基本事实都不顾的地步！
将矛盾激化责任强加中央
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发表于8月15日《明报》A32“观点”版的《香港点解会变成咁？》，则是这位倾向于“泛民主派”的公共知识分子难得地流露反共意识。他批评行政长官梁振英于8月11日深入天水围时所言，以及当天支持梁振英群众的行为。这固然是他的自由言论，是耶非耶，可以商榷。但是，他在文章中称：“中共史上，当一些枭雄自己权位不稳时，他们的一根救命草，就是夸大社会矛盾，渲染敌人威胁，为矛盾和冲突推波助澜，火上加油，而自己就进佔一个极左位置，作为自己的道德高地，逼所有人归边，无奈站在自己这一边，然后进一步祭出一气强硬路线，以便把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回顾歷史，文化大革命是如此，八九年六四事件也是如此。”最后的结语是：“愈熟悉歷史的人，对如今的香港政局，愈会忧心忡忡，担心一场政治豪赌，会把香港引向怎样一个境地。”
不客气地说，蔡子强在胡诌中共党史。本文篇幅有限，也不是以中共党史为主题，不可能阐述“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十分复杂的因果关系。但是，稍具中共党史知识者都明白，无论“文化大革命”还是“六四事件”，都不是简单地发端于当时中共领导人为巩固个人权位而採取极左路线。蔡子强是在利用香港大多数居民对于“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的负面看法，故意将当前香港政治矛盾激化和恶化的责任强加于中央。
当然，蔡子强故意把批评梁振英同编造中共党史联繫一起，还有影射梁振英与共产党关系的用意。即使梁振英在一年多前当选第四任行政长官不久，便在当时候任行政长官办公室外空地，信誓旦旦地签署他本人不是任何政党或政治团体成员的书面声明，以此再度否认他是所谓中共香港地下党员，但是，关于他“红色”背景的传言和误会挥之不去。
围绕普选决战阶段的必然现象
然而，事实就是事实，不容篡改或伪造。梁振英作为行政长官其所作所为，未必中央授意。耐人寻味的是，梁振英8月1日宴请16位人士，期间热烈讨论所谓类似于当年起草《基本法》时设立咨询委员会的做法来设立关于特区普选的全民性咨询委员会的构想，至今却不见有人质疑或怀疑当日有关活动和有关设想是某人经中央授意。
换言之，只要行政长官的言行不合反对派及其公共知识分子的心意，统统作为其反共理由，往中央头上泼污水；反之，则作别论。
爱国爱港阵营必须清醒地认识：香港政局演变到今天，所有政治团体、政治人物的真面目均暴露无遗；主要政治团体都程度不同地呈现分化或分裂；对立政治派别均趋向激进，这是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以普选为焦点进入决战阶段的必然现象。
面对内部意见分歧加剧甚至某些人出于自私动机策动分裂、外部“拒中抗共”势力抬头的错综复杂形势，爱国爱港中坚力量更需要坚定政治立场，勇于担当香港政治中流砥柱。
作者 杨 坚 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