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反内地生广告。
中评社香港电 无视基本常识的“社运”是祸害社会的行为；而对辛苦到港留学的内地学生的长期打压，是香港产业改革的其中一道死门。早阵子，竟然有人将大学民主墙的大字报搬到报纸上去，刊登头版广告要求驱逐内地研究生。如果“上帝要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则香港今日面对的恐怕是一场科研界的灭亡“疯暴”。
香港文化本来就不重视科研发展，要他们参与其中，更是浪费了他们珍贵的从政及赚钱时间。香港人对理工科研的冷漠，从一个例子即可尽显：香港大学曾经成功邀请一些美国顶尖科研机关的专家作讲座与招生，但这些讲座往往无人问津，出席的数名教授竟然比出席学生的数目还要多。是故，无论是大学研究生还是理工学系的教员体系，从来就高度依赖内地教员和研究生－－以港大物理系为例，仅26人的常规教员中，达11人拥有内地学位，这还没计算出身内地而从没入读内地大学的人－－而理工科研究生的内地生比例，恐怕是十之八九。
香港学生无心科研，绝非无因，自从香港回归之前资助教会学校泛滥、教育界由教协与教会掌握之后，学校就已经出现泛意识形态灌输－－每隔几天的早会，就是讲科学家自大狂妄，害人害己，所以最重要的，是皈依宗教。在回归之后，就更加变本加厉：学校往往教导学生，香港所有的经济问题要么源于他人抢夺，要么就是分配不均，所以只要驱逐“抢夺者”，或者从他们手上夺取资源，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实际上，早在校本条例商议之时，当时的天主教教区主教即扬言，担心校本条例实行之后“电脑比宗教课还重要”，可见他毫不掩饰，绝不放开洗脑特权，不惜打压科技知识以巩固权力。
普遍港人承受这种意识形态洗礼后，最重视的是政治或宗教信仰，至于对信仰的理性审视、社会发展的真正需求，以至如何改变求职前途的根本格局，对他们而言毫不重要。在这种中心思想之下，即使部份学生自小有科研理想，也必然逐渐在教育体系中磨灭，而当他们投身社会、拥有投票、参政及社会舆论的发言权时，他们在中小学教育中养成的本能反应就是在制度上盲目保护、维持反对派现有的特权机制和社会格局；而社会因这个格局无法有效发展而造成的共贫问题，则政治化地要求政府直接派发福利。是故每一次政府推行科研发展或者是产业改革时，市民不是反应冷淡，就是被政客带动群起攻之。因为对他们而言，扩大生产、增加总体利益是不重要的，反之，产业和知识体系的改变会导致新生阶层的崛起，威胁反对派的支配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