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反对派议员提出了“比纸更白”的标准，对行政会议成员和官员的利益申报问题作出了猛烈的攻击，没有严格的法定程序，没有确实的证据，就进行舆论审判，进行定罪，要求林奋强和陈茂波辞职。他们同时又制定了另外一个标准，认为立法会议员的权力，比行政会议成员和官员的权力少得多，所以道德标准应该不一样，申报利益的限制应该不一样，公民党汤家骅在明报副刊发表了题目为“双重标准”的文章，指责“一些左派报纸更高调批评民主派议员‘严人宽己’，在申报利益上持有‘双重标准’”。汤家骅说“香港议会制度是代议政制”，“但发声只是发声，议员没有实际权力影响更遑论改变政府政策或法律的制订”。每位议员只有一票，也只能在有机会投票的情况下作有限度之影响。所以议员的申报制度比较宽松”，“双重标准”的道理在：议员“每四年要经历选举洗礼，透过选票真正向市民问责。但现有制度下，官员完全不须向市民问责”。反对派这种“双重标准有理”论，说明了他们的道德水平要求是相当低的，也说明了他们心中有鬼，作贼心虚。
汤家骅误导了香港公众，立法会议员的权力，并不比一个局长或者行政会议成员小。
作贼心虚 架空法庭
一、局长或者行政会议成员，并没有选举或者提名行政长官的资格。立法会议员一定是选举委员会或者提名委员会的成员，拥有了选举或者提名行政长官的权力。
二、局长或者行政会议成员没有直接决策的权力，他们的决策要经过行政会议集体的决定，及行政长官的批准，才可以提交立法会。立法会议员可以提出修订政府提出的议案，或者提出私人条例草案，掌握提出决策的权力。
三、立法会议员拥有否决政改方案的权力，只需要拥有了三分一的票数，就可以令香港的政制向前发展、全民普选胎死腹中。
四、立法会议员拥有罢免或者保护犯法的立法会议员的权力，只要有三分之一的票数反对，犯了法的议员也不必褫夺职务。行政长官、局长、行政会议成员都没有这个权力。
五、立法会议员拥有调查委员会及专责委员会的权力，对行政长官、局长、行政会议成员和全体公民，进行聆讯调查和押解的权力，可以进行收集所有的文件，任何人如果拒绝，即属违法。行政会议成员都没有这种广泛的调查和押解公民的权力。
六、立法会议员有竞选立法会主席的权力，立法会主席可以决定立法的程序和表决的时间，如果立法会主席决定继续拉布，政府所有的政策、财政预算案都会瘫痪下来，无法运作。
七、立法会议员还可以左右修改和废除法律的权力。
八、立法会的议员审核、通过财政预算，立法会已经发生过修订、阻挠的事件。
九、立法会议员可以弹劾和罢免行政长官。
上述的九大权力，相当重要，涉及到香港的安全、七百万人的具体利益、决策、当然也影响了物业的价值。
严于律人 宽以待己
特别一些牵涉到具体利益的公共工程，如果某些立法会议员互相勾结起来，支持或者否决政府的决策，都会影响某一个地区物业价值的起跌，也影响到以亿元计的公帑损失。牵涉到香港的某些税务政策、金融政策，如果立法会议员有利益的牵涉，又不申报，采取了支持或否决的政策，都会影响到公众的利益。
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公开要求行政会议成员和官员所有的利益牵涉，都要公布，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的财产状况，交易对手的财政状况，或者负债的状况，都要公开交代。但是，他们说，立法会议员就不需要公开交代。因为彼此的权利不同云云。涉及到公众利益，为什么他们对别人严格，对自己放宽，到底他们究竟是为了私利还是为了公众利益？他们是不是作贼心虚，或者贼喊捉贼？这是港人必须密切注视的一个问题。如果放宽了立法会的无法无天分子，让他们搞搞震，到处整人，而不须交代自己的利益牵涉，制造了一批有权无责的特权者，凌驾在法律之上，香港人将来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失。
反对派议员没有按照立法会的规定，申报自己的利益的例子相当多。刘慧卿隐瞒了自己在瑞士银行的一个炒卖外汇的银行户口。所有这些收入，都可以说成是正式的收入，而不是外国政治势力的捐款，让公众蒙在鼓里。汤家骅在2008年前，隐瞒了持有公民党总部物业的公司股份利益，香港的报纸进一步侦查揭发，原来他还另持七间本地及海外公司，用作持有多项物业、股票及高尔夫球会会籍等价值连城的资产。他还拥有在西非国家利比里亚注册的公司，但他担任立法会议员后，一直违规无向立会申报。这种政策说明什么，说明了立法会议员可以“比白纸更灰”，还能够“贼喊捉贼”，架空法庭，凌驾法律，不须取证，对别人进行舆论公审。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