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香港《成报》报道，香港回归以后，部分英国殖民地时代的制度遗留下来、沿用至今，宣读《施政报告》是其中之一。
从董建华、曾荫权，到如今梁振英时代，行政长官宣读的《施政报告》内容经常为人诟病，但《施政报告》作为制度的本身就少有遭批评。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助理教授吴启汉接受《成报》访问时称，《施政报告》能让市民了解政府的长远政策走向，值得保留，而现届政府将《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合并咨询，更可表现出两者其实是一个“具体组合”。 专题组记者刘美林报道香港的《施政报告》源自1972年的港督麦理浩，往后便成为一项传统，即使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行政长官仍然继续会每年到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
助市民了解政府计划对于《施政报告》这个制度是否有价值，吴启汉接受本报访问时就肯定《施政报告》的存在价值。他解释，《施政报告》的制度流传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香港曾经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沿用发表《施政报告》的制度已经有数十年，承传下去实在是无可厚非。其次，是从公共行政的角度分析，《施政报告》为未来数年政府定立施政方向，勾勒出政策框架，让市民知道政府的计划。
吴启汉补充，例如像房屋土地等政策规划需时，政府有需要将这些范畴的政策放在《施政报告》之内，让市民了解长远的政策走向，整体来说，《施政报告》就是行之有效，值得保留。《施政报告》固然重要，不过《财政预算案》有时候更受市民重视。事实上，《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施政报告》提出施政方向、理念，《财政预算案》为各项政策提供财政资源。
特首以往多在每年10月宣读《施政报告》，不过现届政府就将《施政报告》延至每年1月才发表，而特首梁振英在余下任期亦会继续于1月发表《施政报告》，并与3月由财政司司长发表的《财政预算案》合并咨询。施政财政是具体组合吴启汉认为，《施政报告》选择在《财政预算案》前发表，用意是勾划出政策框架，让财政司司长配合，“两者是一个具体组合。政府有多个部门，各部门有不同想法。如果像以往10月发表《施政报告》，到
翌年3月才有《财政预算案》，中间就会有一个较长的‘空窗期’”。他表示，新做法的好处，是特首在《施政报告》提出的重点，会对紧接3月发表的《财政预算案》产生较大影响力。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6月底曾经在立法会上解释称，新做法“可以加强政策制订与财政预算规划之间的协调和互动，帮助社会各界进行更全面的讨论”。不过，泛民议员不认同，认为合并咨询并不可取，称议员想落区多听民意也没有时间做。
香港有《施政报告》，内地亦有类似的重要文件。国务院总理会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宣读政府工作报告，谈及经济预测目标、财政和货币政策走向、国防，以至是形形式式的民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