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什么是港人最大的关切？

        文 | 杨坚

　　有一种观点：目前港人最大关切不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是尽快修补社会的严重撕裂。

　　三月十一日，《信报》“政局笔记”刊发《如何同行团结 重回正轨》一文（作者江丽芬），就持这样的观点。该文称：“相信没有人否认，香港这几年的问题真的很多，既要面对，还要解决，因此无权无票的市民，其实也想选出一位特首，可以回应社会的诉求。本报最近再次委託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谁出任特首的受访者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相信对方‘能够修补社会撕裂关系’，佔百分之二十九点七；其次才是‘改善民生’，有百分之二十六点八。至于‘能够捍卫人权、自由与法治等核心价值’的则排第三，有百分之十五点六；而建制派经常挂在口边、要‘得到中央信任’则只有百分之十点三。”该文还引证：“去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本报也曾委託中大进行特首选举相关的民调，当时受访者被问到下任特首最重要该有哪方面的能力，结果四成二人认为能够‘修补社会撕裂关系’，至于认为要‘解决房屋、贫穷等民生问题’的，则排第二，有百分之二十八点六。”于是，作者下结论：“两次民调相隔差不多近半年，得出的结果大致相同，最多受访者认为‘修补撕裂’是特首必须面对的最重要工作。至于持此信念的人，其实不限于某一阶层、教育、政治取向，可以说是跨界别的期许。”

　　但是，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和回答。一是，自“佔中”以来港人最大关切，是否能够简单地归结为对某一社会现象或者某一类公共政策议题的优先关注？二是，究竟应当如何回应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港人的最大关切？

　　近一两年来，各类民意调查的结果，有的确如上文所述，有的却是以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为重；唯有把一系列具体问题联繫起来深入全面地分析，才能看清楚港人最大关切究竟是什么。

　　社会撕裂源于多种矛盾

　　社会严重撕裂，既是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急剧恶化的表现，也是香港经济转型乏善可陈、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表现。“佔中”之所以发生，固然是因为反对派企图夺取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是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所造成；但是，一部分青年成为“佔中”运动的实际领袖和骨干，并成为冒起于“佔中”的本土激进分离势力的主体，在颇大程度上同经济转型蹉跎、社会向上流动滞缓、楼价不断上涨等经济民生问题相关。如果以为只要政治矛盾有所纾缓，社会撕裂就能有所修补，那么，至少是低估了香港政治经济民生多种结构性深层次矛盾相互纠缠所形成的局面的复杂性。

　　即使就纾缓政治矛盾而言，也不是选举曾俊华当行政长官就能成功。

　　的确，在三位行政长官候选人中，胡国兴所获提名全部来自反对派选委，林郑月娥提名全部来自建制派选委，唯曾俊华所获提名来自两大政治派别。曾俊华所获一百六十五个提名，三十五个来自建制派选委，其馀绝大多数来自反对派选委。有人以多年来大多数地区直选得票归属反对派，而投射在曾俊华所得提名上的政治光谱同香港政治生态相称为理由，称曾俊华有能力带领香港走向团结和和谐。但是，这种推论经不起推敲。

　　对前途和命运的关切

　　曾俊华之所以依靠反对派相助跻身行政长官候选人之列，是因为他公然同情“本土主义”，更是因为他在重启关于普选的政制改革问题上公然迎合反对派的政治主张。概言之，他不是超然于香港政治两大对抗阵营，而具有当香港政治“共主”的资格，而是蜕变为反对派代言人、丧失建制派基本立场，而勉强取得竞逐行政长官的机会。

　　诚然，获中央信任、受建制派支持、具备管治能力、为相当多港人拥护的林郑月娥当选行政长官，无法很快修补社会撕裂。但是，曾俊华假如当选，则他必须在两大对抗政治阵营之间选一边站，不仅不可能修补社会撕裂，甚至会加剧社会动盪。

　　全面深入地分析香港大多数居民的思想和情绪，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表面看，困扰他们的是一个又一个政治、经济、民生等公共政策问题，其实，根子在于他们对这座城市、进而对自己及其家庭的前途和命运感到迷茫或困惑。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以来，香港大多数居民对于香港以及他们自己和家庭的前途和命运的信心，是建立在两大信念的基础上。一是他们相信，只要保持香港原有制度不变，就能确保香港繁荣稳定。二是他们以为，只要按照伦敦在“九七”前设定的代议政制改革轨道走向“真普选”，就能实现“还政于民”。然而，由于种种因素，这两大信念都遭受了强烈打击而动摇。香港社会瀰漫着一种消极情绪：香港怎么了？我们在哪里？究竟向何处去？这才是港人的最大关切。回应港人最大关切，必须回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