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康民读曾钰成文章有感：你的父亲 我的父亲

1947年9月，吴康民（后排右一）与父亲、继母、大哥夫妇及大弟新民（手抱者）合影。

　　吴康民：读曾钰成回忆父亲深情文字有感

　　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上星期（5月18及19日）在《大公报》连载《我的父亲曾照勤》长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培侨中学董事会主席吴康民专诚撰文回应；此外，网民赞叹“好儿女是由好父母教养出来的”，还有曾钰成的街坊、大学同学罗庆琮，培侨和教联会的同事何景安，从多个层面讨论曾钰成文章反映的传统家庭教育的社会意义。今天一并刊出，以飨读者。

　　当此孝道式微、伦常颠倒，弒亲虐长新闻频传之际，忽见曾钰成老弟，在报章上发表洋洋近万字的怀念父亲情文并茂的文章，眼前为之一亮。又难免感慨万端，浮想联翩，更不免怀念起自己的双亲。虽然早年我也写过不少纪念父母的文字，但却没有曾老弟写的那么细腻和感情丰富。也难怪，曾弟长期与父母相处，须臾不离，亲炙双亲之爱，这是我所欠缺的。

　　母亲早逝，我十岁失怙；父亲参加革命，长年在外。年少时寄居外祖父家，难免有寄人篱下之感。十六岁只身奔赴粤北，升读大学，当年战火纷飞，行程跋涉，从此养成独立思考和生活的性格和习惯。

　　曾钰成父亲曾照勤我也认识，他年长我几岁，但算是同辈人。早年他一家住在西环学士台，我在刚结婚不久，为迁就老伴执教于西环汉华中学，也在学士台租住一间“劏房”。当年可能见过他们一家，但相见不相识。直到曾钰成来培侨执教，才与他家有所来往。那时曾母不时会来学校探望她的爱儿。我不记得是不是带来一些汤水之类的食品，只见她在校门前的石块坐着，我请她到会客室休息，她也不肯。这是一位慈母，两相比较，我童年失怙，未免更有感慨。

　　慈父严母 严父慈母

　　在我印象中，我的父亲是慈父，母亲是严母，这与曾老弟相反。我的父亲参加革命工作，东奔西走，从逃避国民党通缉，避难暹罗（即今泰国），后又被暹罗当局递解出境，回到香港。但我的两个哥哥，因无力抚养，遂寄托在暹罗革命友人家。只携带五岁的我回港。父亲每日为革命工作奔波，又要写稿赚点稿费养家。回到家里，见到唯一在身边的爱儿，自然爱护有加。遂教我写作、读书，从不打骂，又带同我前赴革命友人家作客。而母亲则因家穷，三餐不继，又不时有革命友人前来我们住的一间“劏房”借宿，吃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两难之间，难免脾气暴躁。而我的顽皮，便为母亲出气对象。但一顿打骂之后，母亲又有点后悔，遂抱着我大哭。这一幕幕的印象，仍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曾老弟他们，成名在太平盛世，虽然在“反英抗暴”之中，弟妹受到港英不公正的逮捕、判刑，以至街坊、亲朋的不了解。他家三兄妹，天资聪明、又读名校，成绩优异，居然遭此磨难，父母心里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深情文字 孝子榜样

　　曾父临终的情况和曾老弟奔跑医院的情况与我和先父临终时相处的情况有点相似。只不过我和老父却是一个在香港一个在汕头。

　　曾老弟写道，曾父临终前被送到医院，他们兄弟都守望在病榻前。到了晚上十一时，医生说暂时没有危险，便各自回家。翌日清晨，医院来电告急，他兄弟俩赶到医院，“父亲已在昏迷状态，但我们已再也听不到他说话了”。

　　我的父亲长居汕头，1989年我曾去汕头为他90岁祝寿。临别时老人家哭了，是不是他有预感，这是最后的一次见面？我安慰他，说香港到汕头只有一个钟头飞机的航程，我会常来看他。到了年底，老人家病重，我赶到汕头病榻前看他，他已经不大认得人。到他病情相对稳定，我又离开他回到香港。不久，大弟深夜来电话说爸已经垂危，我答应尽快赶来，但凌晨又来了电话，老父已经去世。我赶到汕头，只能望着他的遗体哭泣。

　　天下父母心大都相同，天下孝子心也应该相同。看曾老弟回忆父亲的深情文字，不禁引起我阵阵回忆，也几度流下热泪。愿天下都是父慈子孝，更应该以曾钰成孝子之心为榜样。

　　旧同事看曾钰成家书：老培侨 爱国家 育英才

　　“当时津校学位教师薪水1800元，曾钰成入培侨时只得600元左右。”讲起曾钰成1969年入培侨中学教书的情况，八十多岁的何景安（图）历历在目。他记得，香港大学《学苑》当年对曾钰成的专访〈从圣保罗到培侨〉引起轰动，特别是七十年代港大学生会组团到内地考察访问，相信与曾钰成有一定关系。

　　谈到曾钰成所写《我的父亲》，何景安注意到一个细节，在六七风暴中，已入读香港大学的曾钰成有一天在中环遇到群众游行，遂加入示威行列并喊口号，结果被一家英文晚报以大幅照片刊于报纸头版。当晚回家，曾父曾照勤拿着报纸担心地问：“你知道给记者拍了照片吗？”何景安表示这是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曾照勤在中总工作，会带些人民画报回家，但他好中性，不涉及政治，只望子成材。”

　　何景安与曾钰成不止在培侨共事六年，两人又分别出任过教联会正副会长，二十多年前更一同筹办民建联。谈到曾钰成的威水史，不能不提1969年港大《学苑》所刊〈从圣保罗到培侨〉封面专题，何景安记得该期记者是李明堃、朱培庆和黄绍伦（后来分别成为中央政策组顾问、广播处处长和港大副校长），文章探讨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例如曾钰成作为港大数学系一级荣誉毕业生，即大众眼中的天之骄子，为何会到左派的培侨中学做普通教师，而且薪水又比一般学校同侪低了那么多？“那篇文章当时引起好大震动，不止港大师生议论纷纷，培侨老师也有反应。吴康民校长好开放，同意曾钰成接受採访。”

　　文章刊出40年后的2009年，曾钰成接受周刊采访时，对该文记忆犹新并颇为得意，又透露他1968年港大毕业后留校一年做助教，原本想效法钱学森回内地从事学术工作，由于“文革”乱纷纷，改而加入培侨，等机会北上求学。想不到在培侨一教就是28年。何景安说，〈从圣保罗到培侨〉这篇文章，现在仍可在互联网上找到。“七十年代初，港大学生会组团去北京等地访问，也引起社会反响，或与曾钰成有一定关系。”

　　曾钰成当年入培侨，教高班数学，何景安则教会考班。“后来他主动提出教英文，尤其要教程度最差的班级，他要在中文中学闯出新路。”

　　何景安对这位旧同事的印象是：不计较，工作投入。“培侨校园当时还在跑马地朗园山，教师都住学校，两人一间房，每人一张床一个书柜，每星期打打乒乓球，切个大西瓜，煲个老火汤一起享用。”1985年，曾钰成升为培侨校长。其时，何景安已先后借调信修中学、香岛中学，在新界办学，教育乡村子弟。他记得，六七风暴后，爱国学校向新界发展，汉华在元朗开分校，培侨在上水办分校，中业于西贡拓展，香岛在大埔、荃湾发展。虽然被香岛的李述龙校长留住不放（不重投培侨），何与曾钰成仍是教育老搭档，他是教联会会长，曾则做副会长。

　　从加入教育界到投身政界，曾钰成始终洋溢?建树香港的热忱。何景安觉得关键在于他加入了培侨中学，并跟随吴康民校长。“可以说，他的价值观形成于那几年。”

　　老街坊看曾钰成家书：旧香港 重孝悌 情常在

　　“我同曾钰成是街坊，是香港大学数学系一年班同学。”先后出任培侨中学和培侨书院校长的罗庆琮（图），对曾钰成在《大公报》刊出的七千字长文《我的父亲》给予好评，表示写出了六七十年代香港社会的时代特点，那时期的家庭教育、曾钰成父母那一辈对子女的期许，不像现在只满足于高薪优差，更希望对社会有所建树。

　　罗庆琮说，六七十年代，曾家住学士台，罗家住紫罗台，彼此是街坊。曾钰成和弟弟曾德成都读圣保罗书院，他则读英皇书院，曾的妹妹曾励予和罗的妹妹，同样是官立女校、庇理罗士女子中学学生。两家父母同为草根阶层，同样期望子女出人头地。曾妈妈与罗妈妈很谈得来。

　　对于曾钰成一家，罗庆琮颇为熟悉。“曾照勤两夫妇好正直。他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待街坊很和善。讲起来，曾钰成的外貌很像爸爸，眼神很像妈妈，笑容也很像妈妈。有时还流露得戚的神情呢。”罗庆琮记得，曾钰成和曾德成当年都是圣保罗书院的才子。曾钰成是当年小学升中试的状元，中学时以笔名“Jet”写了一篇英文来函，在英文南华日报上登了出来，很受街坊赞赏。

　　罗与曾钰成同样修数学，大学一年级同班。罗是数学加物理，曾学的是九章数。“他上数学课是挠起手来听的，最后就问一两个问题。是班上的叻学生之一。”1968年，曾钰成以一级荣誉成绩毕业于港大数学系。

　　香港人谈起曾钰成，往往议论他在港大毕业后，毅然加入左派的培侨中学，从教师做到校长以至校监，二十多年前又创立民建联，多年来当选立法会议员以至立法会主席。连带又会谈到他的弟弟和妹妹，尤其在1967年“五月风暴”的经历。

　　望成才成器 可贡献社会

　　罗庆琮说，“五月风暴”对曾家是冲击，除了像曾钰成悼念父亲文章写的“一九六七年，天忽然塌下来，爸妈的梦想像爸在地上的镜子，一下子完全粉碎。”罗觉得，事件对街坊的冲击更大。“那时候曾德成是圣保罗书院风纪，上午在校门口派了传单后，如常去上课，想不到下午就被校长报警拘捕。曾励予等庇理罗士学生声援同学，竟然也被拘捕。两兄妹后来更被判监。”他记得，曾爸爸、曾妈妈立场坚定，没有向港英政府低头屈服，曾妈妈对事件尤其气愤。

　　综观曾钰成七千字忆念父亲的长文，罗庆琮认为除了描述其父子情，更写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时代特点，尤其父辈对子女的期望。“严格来说，比起时下父母对子女的要求更严格，层次更高。他们要求的，不止是学业成绩好，大学毕业后挣钱谋得好职位，更要求有好品德，成才成器，对社会有所贡献。”

　　不过，罗庆琮感慨，十年前他参与创办培侨书院时，向校内小学生讲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等人物故事，学生觉得那是天方夜谭，“很难代入。跟他们说近代中国的苦难，他们没什么感觉。”他觉得，这可能是今天家长以至教育界要思考和面对的教育和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