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凤仪 封笔之作回望香港沧桑

　　梁凤仪在封笔之作《我们的故事》之《乱世佳人》新书发布会上。

　　梁凤仪 封笔之作回望香港沧桑 《乱世佳人》改编成舞台剧 献礼香港回归20周年

　　梁凤仪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才女，她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香港以至海外华人社会深受欢迎的女作家之一，又是香港商界和文艺传媒界事业有成的女强人。她既是社会慈善家，又是关心国家事务、敢做敢言的全国政协委员。近日，梁凤仪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向记者讲述了她封笔之作的创作历程及她的生活近况，并通过本报呼吁香港青少年加强中国历史知识学习，增强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香港文汇报·人民政协专刊记者 任芳颉 北京报道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评价港台作家，梁凤仪都是个无法绕过的人物。她是华语财经小说创作的开山鼻祖，自1989年出版小说处女作《尽在不言中》至1998年停笔，10年间写了1,200多万字、出版了100多种作品，在华人世界掀起强劲的“梁旋风”。

　　2012年，梁凤仪在北京新闻发布会宣布，她的封笔之作就是以1949年至今的香港历史为背景，写出香港70年来的政情、商情、爱情、人情，该系列作品名为《我们的故事》。梁凤仪之所以会再度提笔，是为了偿心愿，“作为共和国同龄人，写1949年至今的香港人故事是我最大的心愿。”她谦称，自己并没有奢望这套小说在文学上有什么地位，只盼望能以一种提供读书消闲娱乐的方式，让读者重温香港历史，并盼望书中述及的做人处事问题上，可以让读者们产生共鸣。

　　40天创作完成《乱世佳人》

　　2013年，梁凤仪在加拿大闭关40天，完成了20多万字的第一辑《我们的故事》之《乱世佳人》，写的是1949年至1959年的香港故事。与以往的财经小说不同，这部《乱世佳人》花费了梁凤仪比较大的精力，她作了大量调研，拿一本“香港大事记”参照，哪些事情必须要在故事情节中出现，并且糅合到主人公身上，让“现场感”更强一些。

　　“一个作家的风格架构，不管写多久，都不太可能改变，倒是文笔也许会有一些进步。”梁凤仪承认，新书的架构难度比以前大，“要配合历史，还要写得感人，比较难以驾驭。如果我成功了，那也算一个小小的突破吧。”

　　母亲旧照作封面 尽显佳人气质

　　《乱世佳人》封面上，两张黑白旧照片特别引人注目。照片上的年轻女子眉眼间流露出那种婉约的气质，让人立刻想起民国时代的种种风韵，尽显“乱世佳人”气质。这就是梁凤仪的母亲，而她怀里抱着的那个五六岁的孩子，就是小时候的梁凤仪。

　　说起这个封面故事，梁凤仪告诉记者，当时出版社的总编找了许多模特来拍照，她都觉得不是那个时代的“佳人”的感觉。后来她忽然想到自己的母亲，她是那个时代的人，有那种气质。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母亲的肖像照，如获至宝。

　　《乱世佳人》这部小说里描写了1949年至1959年的香港，“在那个年代，香港绝对是‘乱世’。”梁凤仪说，“而‘佳人’则是小说里的女主角，不一定是长得漂亮，但她们的品格、作风和气质可以定义为佳人。我母亲的气质，朋友都有目共睹，我把母亲的照片放封面，有纪念的意思，相信很多人会同意。我母亲确实是有‘乱世佳人’的气质。”

　　其实，整个《我们的故事》系列中，有相当一部分剧情来自梁凤仪自己的经历，尤其第一部《乱世佳人》里，几乎有一半的剧情都是个人经历。在小说中，也有一个和梁凤仪一样出生于1949年的小女孩，她的母亲就是小说的女主角。“但她并不完全就是我母亲。小说总是虚构的，一个角色身上集中了许多原型故事。”梁凤仪说。

　　“梁凤仪全球书友会”每年在全国各地均有聚会，她对年轻读者最为关爱。

　　《乱世佳人》首改编成舞台剧

　　最近，香港话剧团已决定把《乱世佳人》改编为舞台剧，于2017年7月1日在香港大会堂剧院公演十场，以庆祝香港回归二十年。这是首次把梁凤仪的小说改编成舞台剧，也是文学与表演艺术结合的新突破。

　　问及何时才完成这系列式的大著作《我们的故事》，梁凤仪说：“这两年只写了几万字，由1960年写到1962年，就没法写下去了，因为实在忙到人仰马翻。”梁凤仪告诉记者，两年前，丈夫黄宜弘患上肺癌，幸而及早发现，在美国切除了一半左肺。医生嘱咐必须不断覆诊、检查，不能操劳也不可受压，且需保持健康状态起码五年，才不容易复发。于是梁凤仪全心全意接管了所有家族业务工作，并不断设计安排让丈夫身心舒畅的各种活动，陪他到海外各地旅行散心。

　　近五年来，梁凤仪还以从事公益为己任，占用了极多的时间与心力。她坦言：“自觉前半生取诸于社会太多，必须尽早尽力反馈。捐钱容易行善难，但我时刻都乐意为母校香港中文大学及内地各公益事业竭心尽力服务。加上我年纪大了，记忆力每况愈下，体力亦不如前旺盛，连自己都要遵医生嘱咐，不可以参与过分操劳及承受压力的工作与聚会，最好还是陪丈夫及儿孙旅行，多参加热闹轻松的社交及公益活动。须保持心情舒畅，才对健康有好处。”

　　梁凤仪还称：“我现在已是糖尿病患者，且有其他健康问题，全是因太忙累所致。但我享受做公益活动，实在越做越兴奋。倪匡老师（著名小说家）对我一直很爱护，更看得起我，他认为《我们的故事》一书能够写成写好才是我毕生最大的成就。以小说形式叙述香港七十年历史，是具有相当意义的，且有存世的可能。可是，当倪匡老师看到我这两年在写作上毫无成绩时，就不禁常常骂我不求上进，不务正业。我是肯定会继续写下去的，绝不会辜负对我好的人之期望，包括倪匡老师及我的众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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