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周恩来在西花厅会见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郑铁如（前排左二）、章士钊（前排左三）、费彝民（前排左七）和他们的家属。

　　父亲生于1908年。一生经历了朝代更迭，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日本沦陷区亡国的愤慨，新中国诞生的扬眉吐气和回归前生活在香港殖民地制度下的无奈；他进过日本人的大牢也尝过港英铁窗的滋味。

　　投身学运进大公报

　　父亲早年就读法国高等学校，毕业那年还未满十七岁，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获法国政府保送法国深造。1925年，父亲正整装待发，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影响遍及全国各地，震撼世界。父亲和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一样，怀著满腔悲愤投身学生运动，并成为运动的中坚分子。法国当局向父亲发出严重警告，威迫父亲退出学生运动，并皈依天主教会。父亲一口拒绝，主动放弃了赴法国留学的机会。

　　1937年上海沦陷，《大公报》上海馆被迫南移，先后迁馆汉口、桂林、香港等地。已经加入《大公报》的父亲为了侍奉高堂，没有随报馆转移后方，留在了上海，加入法国「哈瓦斯通讯社」，担任翻译工作。抗战胜利后，《大公报》上海馆恢复，父亲才重返《大公报》，1948年香港《大公报》复刊，父亲奉调港馆工作，1955年担任社长，直到1988年去世。

　　侠义豪爽喜交朋友

　　父亲是苏州人，但却具有北方人侠义、豪爽的性格。父亲是冬至那天出生。记得有一年，父亲过生日，母亲亲自下厨，精心炮制了父亲最喜欢的清汤鸡丝挂面慰劳父亲。早已过了晚饭时间，汤面热了一遍又一遍，面条几乎成了糊状，却不见父亲的踪影。夜深，报馆一位年轻同事伴著步履蹒跚的父亲回家。青年关切地嘱咐母亲「请给社长熬一碗热汤吧！」原来，当晚报馆一位职工家属手术后大出血，性命危在旦夕。父亲当场输了200㏄血抢救病人。

　　父亲去世后，偶然在报上看到外交部西欧司一位退休外交官写的文章，缅怀父亲。他回忆，六十年代初，当时还是一个青年干部的他一次负责护送父亲经罗湖桥返港。两人在桥头话别。父亲右小腿年轻时受过伤，未经彻底治疗，留下了伤患，走路一直不太利落，步入中年后，父亲外出时一般习惯以雨伞代替拐杖，防止意外发生。那一天，他用的是一把状似拐杖的雨伞。父亲沿著罗湖桥缓缓走向英界后忽然又返回桥头，对这位年轻人说：「这把雨伞可以两用，也许将来用得上，留个纪念吧！」

　　听母亲说，父亲将每月工资的大部分分成几份，由母亲负责每月按时汇到内地接济亲友和退了休的老同事，直到父亲病重，从未曾间断。母亲敬重父亲的为人，一直以实际行动支持父亲。从未有一句怨言。

　　父亲喜欢结交朋友，从商界巨子到普通印刷工人，不分年龄、工作性质和身份地位都与父亲谈得来。父亲的外国朋友也不少。「文革」期间，中国对外联系的渠道不多，香港很多外国朋友碍于各种原因不方便与中国驻港官方机构接触，父亲自然就成为香港外国领事馆、商会和通讯社了解中国的主要桥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