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杨泳梁的《人造仙境#1》/本报摄
在“七十后：新水墨─怡情斋收藏展”现场走一圈，你见到的并不全是惯常意义上的水墨作品：这些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的中国画家，不再局限以墨和纸面为媒介，而尝试用原子笔、视像甚至油画物料等参与“水墨”创作。
科技和潮流介入
这便是“新水墨”与传统水墨画作的不同处：媒介可以多样化，但传统水墨中自由、飘逸、高举的精神仍得延续。怡情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收藏中国当代水墨，今次展品来自彭薇、郝量、林国成、管伟邦和黄绮琪等十六位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的内地及香港画家。
与吕寿琨和梁巨廷等上世纪六十年代水墨运动的参与者不同，这些“七○后”甚至“八○后”画者不论在题材或内容上，都跳脱了传统水墨的规限。“现在你要讲水墨的边界在哪里，好难。”展览开幕次日的一场名为“水墨传统的边界与演化”讲座现场，主持人、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教授陈育强说。
从今次展品中看，梁嘉贤的水墨用铅笔和原子笔创作《照片镜》；师从王无邪的黄琮瑜将录像与水墨创作勾连；韦邦雨的作品《缕晃记》用的物料是原子笔而非水墨，呈现的却是飘逸甚至有些玄幻冥想状的景观。科技和流行文化等的介入，令到水墨在当下呈现出某种“多元”和“杂驳”（hybridation）的面貌。“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新水墨运动’时，不同背景的艺术家参与其中，扩阔了传统水墨的表意方式。”参展画家管伟邦介绍。他今次带来的新作《竹林》，题材和内容均常见于传统水墨作品中，唯布局密实，用颇具现代感的十六格画幅，平衡传统与现代精神。
转变 却不离根
“我们不可能扮古人。”管伟邦的山水风景，虽常用传统中国画的联屏形式呈现，但他说这种“拼贴”模式以及“窗”和“画格”等几何图形的介入，都是颇具现代意味的尝试。“水墨画也在不停地转变中，但我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管伟邦说。
就像黄绮琪在她临摹工笔画时“掺”入二三笑脸和滴汗面孔一样，都是画家自身想象和周遭生活的直陈，是指向当下的。“有时候画画久了觉得闷，就玩些幽默的东西。”黄绮琪两年前从中大艺术系毕业，现于该系修读艺术硕士课程，硕士期间专注宋代工笔。“我好喜欢工笔画中线条的精神。”她今次展出的《神仙淘》便是两幅旧时工笔的临摹和交迭。但你若细心，也能从那些宋唐仕女图中见到一两处“整蛊式”的添笔，比如佛像脸颊的一滴汗，或是隐藏在敦煌壁画严整神像旁的模糊鬼脸。
“我作画总是抱着游戏的态度。”黄绮琪笑说像她这样“八五后”出生的香港年轻人，没有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不会有沉重历史包袱，所以愿意玩些幽默，略略搞扰一下平静细琐的日常生活就够了，不用汲汲于反对或认同。她的新作以“愤怒的小鸟”为主题，半个月前曾随嘉图画廊参与巴塞尔香港艺术展。
相比黄绮琪甫毕业便与画廊签约的幸运，另一参展画家林国成的习画经历要坎坷得多。汕头出生的他，十八岁退学离家，从此过起四处漂泊游荡的日子：卖报纸，自学电脑编程，还在上海城郊画家村短住过一段时间。未拜过师、也从未在美院修读专业课程的他，作画时自然不愿被学院派的教条规限。
古法应景当代诉求
“我不在乎画的是不是新水墨，也不在乎笔下的东西是传统还是现代。”说归说，但林国成参展的《太极花》，意象仍取自中国传统文化，只不过用的是钢笔而非毛笔。“我喜欢水墨的概念，因为它介于可控与不可控之间。”就像他作品中常见的太极，阴阳两段不停调和、轮回，直至趋向平衡。
类似林国成画中太极这样的传统图样，在杨泳梁的《人造仙境》和郝量的《寻找李公麟（一）》中，也能见到。杨泳梁在上海出生长大，有感于近几年上海城市化的急剧转变，以喷墨美术纸为原料创作了一组名为《人造仙境》的作品：这些画作，远看像古时山水，近看则是当下城市高楼林立景观的糅杂，富“离间”效果。至于郝量的《寻找李公麟》，本受北宋画家李公麟的《骏马图》启发而成，却令骑马者穿上欧洲文艺复兴年代流行的骑士装，颇有些滑稽，也看得出画家试图糅合东西美学元素的幽默用意。
就像杨泳梁在讲座上提到的，当代科技等诸多媒介于他，“只是工具”，正如商代人将日常生活记录在兽骨上一样。“工具的改变并不可怕。”正是在这种改变和演化中，见出二十一世纪与远古人情、风景的撞碰。
编者按：“七十后：新水墨─怡情斋收藏展”正在金钟太古广场一座五楼“苏富比艺术空间”展出，展期至六月二十八日。同场展出的还有“一墨相承─香港艺术家十二人展”，呈现逾二十件包括徐世琪、李展辉和郭瑛等十二位艺术家的装置艺术和画作等。查询展览详情可浏览www.sothebys.com。
本报记者 李 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