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纽约时报”的一篇“中华经济帝国”文章引起了不少关注（6月1日China's Economic Empire），文章内容并非很新鲜，但此文乃同类观点的一个综述，故值得审视其理据。由此亦可看到西方对中国崛起的一种负面反应。
文章的主线是中国崛起而西方低沉，令中国可通过经济实力而非军力征服世界。中国无论在贸易、投资、放贷、收购、基建和资源开发等方面，地位均日形重要。但中国所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将对西方带来严重威胁。当中国不单会从经济上压倒西方，消减西方原有优势及就业，其政制及意识形态还会冲击西方，甚至迫使西方按中国的规则行事，如减少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因此西方必须保卫其法治、自由及公平竞争等核心价值，要看长远而非单看短期利益，中国要适应世界而非反过来。文章还声称中国国企在国内实行垄断，在国际上则进行不公平竞争，如进行低于成本倾销等。
这篇文章所显示的，是西方看中国的三大典型负面思维。一是傲慢与偏见，认为中国做的都是错的，而西方则代表了正确、正义和全世界。中国的成就都是由非正途得来的，这正如目前西方每认为中国在产业及军工技术上的进步，都是偷西方的，好像只有西方才有能力达致高水平的发展。二是莫名的恐惧，中国崛起是威胁，会损害西方的地位及利益。
事实上中国仍是大而不强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及对外经济量均远低于西方。中国威胁论也是基于偏见的，认为中国对西方只有坏影响而没有好影响，也没有共同利益及互利互补的双赢合作。三是冷战思维，把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正常竞争，升华为意识形态及不同体制间的斗争，还大力鼓吹对抗，包括敌视正常的经贸合作，认为不应视与中国的经贸交往为摆脱危机及获利的渠道，否则便是见利忘义的短视行为。
傲慢、偏见、恐惧及对抗，反映一些西方人士在中国崛起的历史大潮面前，惶恐失措以至神经错乱的反应。上述文章可说是经济、意识形态及地缘政治等各层次中国威胁论的综合体，自然也把双重标准和妖魔化中国的做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不幸者是，此文的观点可能是很多西方人士心态的真实剖白。虽然西方国家的政府基于政经现实，不可能真正地把此类思维全面落实，但也不可能不受到其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从经贸交往看，欧美均流行一种要针对中国国有企业采取壁垒措施的想法，实际上是利用对抗国家资本主义作幌子，来掩饰其保护主义行为。对此类新趋势中国必须密切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