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谈到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其政制特别是福利国家及公共财政等机制乃高债负的原因，而西方政制至今无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欧债美债日债等危机或都正在酝酿。对于政制─福利─债负这个连环套，还可从两个方面对其加深认识：一是历史二是创新。
回顾历史，可知当前不少资本主义的政经体制，都是因应上世纪初“大萧条”冲击而建立者：政府更多干预经济，凯恩斯主义稳定措施盛行，而工会制度以至福利国家及公共财政等，均自此时起日趋成熟。在美国罗斯福政府是重要的推动者。上述发展对稳定资本主义及补偿其不公平性起到了重大作用，因而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然而也由此引发新问题，特别是工会及公营部门等既得利益膨胀，及体制僵化令经济活力降低。因此到了80年代，一股反制力量浮出，就是里根主义及戴卓尔主义的自由化政策。
这既带来了资本主义的“黄金廿年”，却也引爆了金融海啸，并对百年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根本性打击，许多行之多年的机制都陷入困境。债务危机既是西方资本主义陷困的反映，又显露了其基本政经体制的缺失，若无彻底性改革将难以翻身。
大改革的必要性带来体制创新压力，且幼芽曾现却很快夭折。前年希意两国因政局不稳，要由欧盟协助定出了非民选产生的技术官僚内阁，并取得政党在国会支持。可惜在去年及今年的大选后，两个创新试验都已告终，看来并未取得持久效果，两国的问题仍在拖着。这其实是“半桶水”试验：由民选国会配搭非民选内阁，难望有长久的稳定性，而作为过渡机制自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无论如何，试验的最重要意义在于西方承认了其民主机制的缺陷，并尝试以非民主模式来求突破，但这种革命性思维却难得进一步发展。
当然，还要解释一些反证事例。正如细菌会致病，但瘟疫中也非人人染病，西式民主会引致高债负，却不是每个此类经济体都有高负债，主要是有抵销性因素的作用。澳纽及北欧小国因人小地大资源丰富，再加上经济水平高，故可维持高福利水平而债负又受控。显然，人均资源禀赋和要素生产率的水平高，都可起到重大的抵销作用。可惜此等作用在OECD内不具普遍性，在大国中每见缺失，而只局限于边缘性小国。但小国经济相对薄弱，受冲击的风险较大，如最近新西兰便因出现病毒奶粉而影响出口及汇价，澳洲则因中国经济放缓而大受压力，故债负波动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