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本港富商陈启宗指出，全球负债最多的前十国多是一人一票的西式民主国家。这类说法并非陈氏首创，西方评论亦早有提及，与之密切相关者是福利国家制度及公共部门膨胀等问题，每由民主政制导致。
据CIA报告2012年世界国债负担最重十国为日本、津巴布韦、希腊、圣克里斯多福（加勒比海小国）、牙买加、黎巴嫩、意大利、冰岛、波兰及爱尔兰等。全球各国情况多样，引致国债过高的原因亦有多样，因此要作分析最好先把国家分类，然后再考虑当中高债负的原因。
上述十国中有日希意冰爱等属于OECD成员的发达国，而波兰也是欧盟成员。
显然，以OECD作为研究样本十分合理，而其中主要国家包括美英欧盟及日本等，均是负债甚高或偏高者，即使财政状况良好实力从未被质疑的德国，其国债对GDP比例也达八成，远超六成的警戒线，欧猪国的问题更甚。
另一特点是人口少的小国如澳纽及北欧国家等，却情况较好债负较轻。
OECD国家政经体制及国情大同小异，都是奉行西式民主制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因此高债负来自其政经体制乃十分合理的怀疑，而事实亦证明此点（详如下述），但仍须考虑有否其他因素加重了债负（即负面因素）。或减轻了债负（即正面因素）。
对于政经体制根源的说法，恰好在金融海啸后浮出了诸多例证。在欧洲特别是在需要施救的欧猪国，都要承诺减债削赤，为此要大幅削减福利开支、公共服务及公营部门，清楚显示福利国家等体制已超出债务负荷及经济承受能力，也反映了欧洲承认了福利国家等是做成高债负的主因。
更大的问题是，欧式民主政制看来已难于解决这个问题，选民抗拒日大，都选了些极端主义政党，而欧盟当局亦承认收紧政策的运用，已到了政治承受力的极限。
美国的情况更差，民意甚至阻止了收紧政策的实施，而对于如何制订长期减债方案，由于两党争持不下至今未有结果，只是达成了一项温和的“一刀切”临时削赤协议。
即使如此，美国其实也推行了局部性收紧措施，地方政府因未能如联邦政府可以QE印钞发债，故只好如欧洲般削减福利和公共服务，甚至如底特律般要宣告破产保护，并准备削债及养老金开支。之前为减少地方削支痛苦，联邦特别拨出200亿美元资助，以减少教师及警察等的裁员幅度。
日本与欧美属难兄难弟，特别是由增加销售税以减财赤之事，那个政府提出那个下台，故明年四月能否按计划加税，可拭目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