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陈靖武回忆，因为家境贫寒，贺国强读小学时没有书包，只能以父亲用藤条编织的提篮代替；六年中学，除了享受部分国家助学金外，绝大部分费用都靠母亲喂猪养鸡卖钱来解决，因为不能一次交齐生活费，每个学期都得几次回家取钱。而他家距离学校三十多公里，贺每次都是步行回家，有一年的寒假更是赤脚踏雪回家。
1961年，贺国强考上北京化工学院，成为湘乡龙冲村1949年以来第一个大学生，数学成绩更是获得满分100分。贺的中学老师周保扬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贺国强当年的数学作业就像钢板印刷的一样工整。”周将贺的作业本保存了多年，因为“不仅可以作为同学模仿的范本，甚至也可以作为老师教学用的习题参考书。”但可惜的是，后来在办公室几次搬家的过程中弄丢了，让周保扬心疼了很久。
儿子考上大学，贺凡林夫妇虽欣喜，但同时也面临一个更大的难题，那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去北京要坐几天火车，路费还没有。他们四处求人让公社开了一份证明，从省教育厅拿到5元钱补助，又变卖了一些东西并分头从几个亲戚朋友那里借了7元钱，总算凑够了路费。后来，他们在贺国强上学之后变卖了一床新棉絮、一顶麻帐，还有三尺布票，才把所借的钱及时还清。
到北京没几个月，贺国强又面临一个难题：怎么过冬？从家里带的被子很薄。这时，系里负责同学们日常生活的滕光泌老师为他送来学校特意为贫困学生准备的棉衣棉被。滕光泌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贺国强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激动，身体在微微发抖。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每个学生每月只有32斤粮，一天一斤，剩下的两斤是机动的。这对一个处在长身体阶段的小伙子而言，显然不够。夜里，贺国强饿得睡不着觉时，往往会有好心的同学塞给他一点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干粮。还有的同学给他送来了衣服和学习用品。这些都见证了艰苦岁月里同学间的真挚友谊，也让贺国强对人性当中的良善与温情更加笃信。当时，学校发放的助学金是每月15元，其中12.5元是伙食费，第二年助学金增长到每月18元，伙食费变为15.5元。正是靠着国家助学金，贺国强熬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
“文革”期间劝同学撕大字报
据贺大学时的辅导员徐文珠老师回忆，贺国强本应于1966年毕业，后因“文革”留校待分配一年。在“文革”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贺国强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头脑冷静，更在于其不凡的勇气。“文革”初期，“血统论”盛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式的对联在学校随处可见。“出身不好”的同学压力很大，随时可能被揪出来批斗。但贺国强反对“否定一切”的极左思潮，他和几个同学在学校机电楼贴出一幅对联——“出身不能选择，革命不分先后”，横批“重在表现”。他还劝同学去撕掉那些极左的大字报。
“在‘血统论’盛行的气氛之下，贴这样的对联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徐文珠说，“这幅对联在当时引起的震动很大，起码让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在心里获得了一丝安慰。所以直到现在他们班同学的感情都很好。”
同学、师生间的情谊，亦伴随贺国强始终。毕业之后，班级的三次大聚会，贺国强不论身居何职，必定参加。一次是1992年任化工部副部长期间，一次是2006年任中组部部长期间，最后一次是2013年北京化工大学建校55周年期间。
还有一个让徐文珠非常感动的细节是，贺国强每次到北京化工大学视察时都会去看望她——徐文珠不是校级领导，但贺每次在听完校级领导汇报之后，都要专门到徐的办公室去和她聊聊天。
“他不管职务多高，跟我在一起时对我都特别尊重，那种态度甚至让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徐笑着告诉记者，“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特殊照顾，其实没有，只不过做了一些日常工作，但他一直铭记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