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方百计回城市
10年中，我们是身在农村，心向都市。我们想家，想知道家里的事情，想知道城市里不一样的事情。当时唯一的渠道就是给家里写信，我们一起有6个人，每个人的来信都能激起我们的兴趣，信里总是会有一些上海的情况：夏天了，天气多么酷热；冬天了，上海今年怎么冷呀，甚至黄埔剧场前的流氓行为也会提一笔。都市是跟这些知青的心联系在一起的。
到了农村插队几年后，无论是当初写了血书积极要去的知青，还是很无奈地被动员而去的知青，他们共同的心愿是上调，是回到都市。是因为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感受到如果不回去，天天劳动，不能养活自己。我插队的那个砂锅寨，是方圆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每天从早干到黑，要爬山涉水、挑粪、挑灰、耙田、犁田、进煤洞挖煤，一天的收入还不到6毛钱。我身边有一个革命的典型大队，叫白窑大队，每天的收入只有8分钱，是有名的“邮票队”。为什么叫“邮票队”呢？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所有的邮票都是8分钱。在插队后期，我们所有知青的共同心愿，就是我们要活下去完成一个人该完成的事——谈恋爱找对象。
这10年我回上海探亲3次，当时国家规定知青一辈子只能探亲2次，我为什么有3次呢？实际上我这3次都不是用知青探亲的钱，而是出版社要我改稿子回去的。一旦回到都市，我会感觉到上海的马路特别洁净，上海的阳光特别灿烂，上海的人民广场特别宽阔和亲切。我想所有知青的心情和我都是一样的，他们思念城市，特别是在农村的生活不能养活自己时，更加思念都市，更加思念回归。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之所以得到解决，这和1700万知青的心愿是有关系的。
后来，思想慢慢松动，知青开始以各种方式回归城市。1973年，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知青下乡中的诸多问题。毛主席作了指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虽然这仅仅是一句话，但是已经认识到知青问题将来要酿成社会问题。其实，1975年贵州省已开始解决到贵州的10600个上海知青的出路问题。当时，你可以去读6大中专，即地区的师范、林校、卫校、财校、农校、水电学校，去读一到两年，到时候把你分到县里或者是地区部门，很多知青就是通过上6大中专学校解决问题的。我当初是在耕读小学教书，师范院校来招生，有三大招生优待政策：优待知青，优待上海知青，特别优待上海知青中当了民办教师的人。我的条件都符合，但我没有报名。安顺师范的教导主任很奇怪，他说你的条件都符合，你的文化程度我们也不考核了，只要你报名，我们就收。但因为我当时在小学教书，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写小说，所以我留下来了。
后来，政策进一步放宽。当时党和国家的政策是：留在农村的知青可以回城，但有两条具体政策的限制：已婚知青不能回城，另外国家安排过的，上过6大中专的，无论是安排你在地方公社，乡里的农配站，还是县城的农机厂，或是某某山乡小学，只要国家给你一份工作，给你工资，算是国家给你解决了，你就不能回来了。
根据政策，知青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回归城市，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考取大学，我有个朋友在当时考取了上海师范大学，读完书后留校任教，从助教做起，一直做到教授；二是在外地参军，转业后回上海；其他大量的普通知青，只要户口还没有离开农村，只要还没有结婚，只要没有在当地安排过工作，都可以回归。1978年、1979年，每个区知青办门口都排着长队，大量知青还都在农村，下乡已经七八年了，都在办手续想把户口迁回来。实事求是地说，只是把户口迁回来，不落实工作。我只举一个我妹妹的例子，1973年，毛主席对李庆霖的信作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批示之后，政策变得人性化了。独生子女、革命烈士子女、革命伤残军人子女可以回来，还有父母有多子女却没有一个在身边的，有一个子女可以回来，我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工作，我和妹妹又都去插队了，她是根据这个政策回上海的。
虽然国家有了明确的政策，但知青回上海很不容易。1978年、1979年上海最紧张的是什么？就是住房，如果你把户口迁回来，走进这个家庭，你就有几平方米的权利。知青回来就免不了和家庭其他成员产生利益冲突，家里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各有各的想法。因此，当时法院经常有这样的案子，当知青的孩子要回上海，叔叔不让上户口，父母怎样协调都不行，必须写保证书——在长大之后，不要房子，才让户口进来。
我的情况和大多数知青不同。第一次考取大学回归城市的机会我放弃了，同样第二次考取大学的机会我也没有要。当时复旦大学到贵州招生，只要190分，我当时已经出了3本书，招生的老师认识我，跟我说只要你写1篇作文，我们给你把分打得高高的，其他5门分数加起来你还不用达到90分。我婉辞了他们的好意，当时我正在写《蹉跎岁月》，我知道只有在我自己能掌握时间的环境里，我才能写完这部小说。《蹉跎岁月》完成后，贵州省作家协会把我招去，我就这样离开了农村。1990年，因为领导关心，我回归上海。当时贵州也想挽留我，省里专门派了两个干部来上海看望我母亲，说贵州的文化发展、文学创作需要我在那里工作，我母亲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干部来家里，就说你们实在需要我也没办法，你们就留着吧。后来我获知领导曾有这样的表示：如果本人坚决要走，也不要硬卡。再加上我母亲确实年事已高，我便再次争取，终于调回上海。我调回来时（吴）邦国同志是市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局级干部进来一定要经过他审批。邦国同志对我说，你调回来了，不要把我当成书记，我们是朋友，你有事情直接来找我。实事求是地说，我是1700万知青中运气比较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