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未能正确对待列宁的批评和意见，他称列宁的主张为“民族自由主义”。但他知道中央全会不会支持他，故未敢固执己见，而是按照列宁的全部建议修改了原草案，但新草案只字未提是按照列宁的原则指示修改成的，并说新草案只是“在措词上作了某些变动，使它更为确切，而原草案“基本土是正确的，无疑是可以接受的略。这就混淆了“自治化”方案与列宁方案的根本区别。
10月6日，俄共（布）中央全会讨论成立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相互关系问题，列宁因病未能出席，但他写了便笺给加米涅夫，语气十分严厉：“我宣布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并要求“要绝对坚持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等抢流担任主席。绝对！”
全会完全支持列宁的立场，通过了以列宁的建议为基础写成的新决议。但新决议又节外生枝地确认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组成外高加索联邦共和国加人联盟，这实际上又剥夺了格鲁吉亚等以平等的独立共和国身份直接加人联盟的权利。格共更是不服他们力图争取与其他独立共和国一起平等地直接地加入联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格共与俄共（布）高加索地区负责人奥尔忠尼启则等的关系日渐紧张，最终发生严重冲突和对立。
10月21日，格共中央开会讨论参加联盟问题， 俄共（布）高加索边委派以奥尔忠尼启则为首的代表参加。会上，就格鲁吉亚是否通过外高加索联邦参加联盟事宜展开了激烈争论，但无结果。奥尔忠尼启则作为俄共的特派代表，苏维埃政权的象征，本应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足够的雅量和极大的耐心，通过诚恳细致的解释，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平等谦逊的态度来赢得格方对十月全会的理解和支持，但他却表现出急燥和粗暴。他企图用党内警告、撤销职务、乱扣帽子等手段胁迫格共领导人就范。如他在会上说，“格共的上层是沙文主义败类，应当立即抛弃。格共中央当即越过斯大林领导的中央书记处，通过布哈林向列宁转交直通电话记录，控告奥尔忠尼启则极端刚愎自用。10月22日，奥尔忠尼启则在格共中央全会上再次指贵格共领导人有“孟什维克主义倾向”，搞“沙文主义”，表示对格共领导人“不信任”。格共领导人遂集体辞职，并另组建新的格共中央领导班子，稍后，奥尔忠尼启则甚至还动手打了与他争吵的格共中央委员卡巴希择。
列宁惊悉事情发展到如此程度，感到问题甚为严重。他开始对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等不满和不信任，怀疑他们是否能秉公正直地处理这一问题，因而对11月下旬俄共（布）中央派去的以捷尔任斯基为主任的调查委员会去调查格事件投了弃权票。果不出所料，1922年12月12日，捷尔任斯基向列宁汇报调查情况时，明显偏祖奥尔忠尼启则等，列宁感到愤概。此时，他深深意识到，实质上格问题与成立苏联间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对各独立共和国联合时，能否真正贯彻自由、平等的民族自决权原则感到担心。就在这时，即1922年12月13日，完全统一的外高加索联邦成立，这在实际上堵死了格鲁吉亚共和国等与其他独立共和国以平等身份加人联盟之路。与此同时，列宁的病情极度恶化，他已无法控创事态的发展。但他依然在为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而战斗，依然密切关注着格事件的发展。
12月30日、31日，列宁口授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及其《续》。文章一开头，列宁就非常沉痛地说：“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向题。”接着，他说在了解格鲁吉亚事件后，“我只能感到莫大的忧虑。如果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则竟会动手打人——这是捷尔任斯基告诉我的，那么可想而知，找们已掉到什么泥潭里去了。可见整个这个“自治化’的想法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显然，在我们尚未有真正无产阶级机构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是一纸空文，它不能保护俄国境内之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燎这样的真正的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