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同文馆
就拿赫德投入巨大热情和心血的同文馆来说，郭嵩焘就堪称是他的知音。早在1859年，还是翰林院编修的郭奏请设立外国语学校，这一建议受到咸丰皇帝的高度重视，遂下令筹备建校的各种事宜。继京师同文馆后，当朝仅有的另两所外国语学校——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又是他协办和主办。特别是广州同文馆开馆那天，署理广东巡抚郭嵩焘亲自主持仪式，亲笔拟订章程，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摇旗呐喊。
其实郭嵩焘原本也是一个沉浸在四书五经中的读书人，面对内忧外患的严酷现实，他意识到“洋人固可恨，中国之衰弱亦令人痛心”，夷人之所以处心积虑，想把筷子伸长些好来夹中国这块肥肉，是因为这儿地大物博，人口繁多，“只要每个中国人的里衣加长一寸，外国人的工厂就得忙上几十年”，这市场之浩大又有谁能不动心呢？那么，洋人干吗非动手不可呢？因为和平手段难以奏效。即使这个古老国家落后了二三百年，国人却无动于衷，照样抽大烟，打麻将，醉生梦死也不买洋人的账。所以他们只有赶在中国还没有强大起来赶紧动手，把这封闭了千年的铁门给砸开，那就是他们的炮舰政策。
在接触了西方人，尤其是亲自考察了百战百胜的洋枪队和英国人管理的海关后，这个思想敏悟、眼光明湛的士子有了新的体会，他发现洋人并不是那么可怕。相反，他们举止有礼貌，说话讲道理，办事循约守法。如果不是大清官员自己妄自尊大，完全有和洋人友好相处的可能。如果一味用蛮力，反而会使夷乱加剧。就像眼前的赫德，年纪轻轻就位高权重，执掌着大清朝的财政权柄，将新型海关打造成廉洁高效的一方净土。真是不得不服啊，人家把世界上最难学的中文都学会了。
这种虚心体察的结果，使郭嵩焘成为向西方学习的积极鼓吹者，俨然是当朝了解“洋务”的第一号人物。在广东主政期间，他通过谈判解决了很多外事争端。甚至还援引国际法，要求英国人协助缉拿海盗——英国人还真的照办了！
如果赫德早一点了解到郭抚台的这些事迹，而不是那些花边八卦，他会不会在日记中留下另外的观感呢？及至年轻的总税务司终于认识到这个老大帝国还是有像郭这样的明白人，嵩焘先生已经被一纸所劾，辞去署理广东巡抚，在家赋闲了。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初三，郭嵩焘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方今天下，能推究夷情，知其所长以施控御之宜，独有区区一人，而不使一效其用。”
英雄没有用武之地，郭嵩焘的牢骚不难理解。可是，他未免过于悲观了，是金子总会发光，朝廷不会埋没对洋务如此精透的旷世独苗，就算朝廷忘了，赫德也不会忘。
当然，这得等到一个合适的契机，它就是震惊中外的“马嘉理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