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这二百多名出洋未遂的“猪仔”回家了，但千千万万的出洋“猪仔”呢，他们还能熬到重返家乡的那一天吗？
到了1873年，情况更加糟糕，海外华工受虐情形不断曝光，尤以古巴为甚。9月21日，总理大臣恭亲王奕訢上奏朝廷，拟派员前往古巴将实情调查清楚，建议派刑部主事、留美学生监督陈兰彬为调查委员。并“饬总税务司赫德遴派江汉关税务司英国人马福臣、天津关税务司法国人吴秉文，随同该员前往，既不至有人地生疏之虑，且将来如查出该处华工实有受虐情形，亦属共见共闻”。亲王如此安排，可谓用心良苦，既考虑到马、吴二人在中国海关任职多年，相对同情中国；又考虑到他们洋人的身份，其中吴秉文（A.Huber）还是赫德的妹夫，能为该调查团树立一个公正的形象，有助于调查结果获得国际公认。
1874 年2 月12 日，身负重任的吴秉文札行津海关道，将一干公务交给津海关帮办打理，自己远赴重洋，与在美国的陈兰彬会合，于3 月17 日抵达古巴夏湾拿城（即哈瓦那，笔者注），会见古巴当局的官员及各国领事后，与先期到达的马福臣(A. MacPherson)一起，连续一个多月马不停蹄，巡视了华工集中的古巴各个城镇。调查团除沿途随时查访外，还查看各处工所、卖人行、制糖厂和官方监狱，亲自讯问华工。行前，由总税务司赫德代为设计了需要了解的内容共51项，都在实地调查中一一得到考察。
陈兰彬在海关洋员的陪同下赴古巴实地调查，共收集到“口供”（证词） 1176 份和1665 人签名的“口禀帖”（诉状）85份。华工境遇之悲惨，令他深感耻辱和愤懑，在撰写古巴华工调查报告期间，写下了这样一首让人泪奔的诗：“肉破皮穿日夜忙，并无餐饭到饥肠。剩将死后残骸骨，还要烧灰炼白糖”。
1874 年10 月20 日，调查团正式向总理衙门详细呈报了调查经过。“司员兰彬同税司福成（即税务司马福臣，笔者注）、秉文等面加讯问，据各华工供禀，系由中国被拐骗来者居十之八，船上数月打伤、自尽、死亡已不止十分之一。迨装到夏湾拿发卖为奴，其买在人家铺店者无几，业经受虐。至卖入糖竂者，人数较众，尤为凌虐不堪，其工夫过重，其饮食过薄，其作工时刻过多，其被棍撞、鞭拷、锁闸等诸般荼毒又最甚，递年各处打死、伤死、缢死、刎死、服毒死、投水死、投糖锅死者累累不绝……”
这发生在140年前的眼花缭乱、形形色色的死法，倒也让今人开了眼界。
11月，陈兰彬一行回到北京， 随同总理衙门大臣等，“与各国驻京使臣议论华工在洋情形，深资佐证”。正是“有此详细供词以为依据”，使总理衙门得以有理有据地与西班牙（古巴为其殖民地）及各国使臣展开谈判，并处于主动地位。中方主张：“总须将现住古巴之华工，分别陆续送回，以后再往古巴之华工，与各国洋人住彼处者一律保护，不得再有凌虐情事”。
1877年11月，西班牙最终妥协，与清政府签订了《会订古巴华工条款》十六条，明文废止契约工制。规定出国华人是“情愿而往，自由往来”的移民，享有与其他大国同等待遇，绝不能用强制和骗诱方法来对待。条款中特别为“出洋猪仔”们指明了回乡的路：现有华工之有身份者、合同期满者、年老体衰者、孤寡妇女，如自愿出岛回国，“由日国（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笔者注）自出船资，载回中国。”
十六条实乃史无前例的外交胜利，标志着大清的海外华工政策呈现了新转机。“自此以后，西方侵略者在华南猖獗达二三十年之久的苦力贸易始逐渐敛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