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胜军士兵
当这些要求转给李抚台时，“鸿章大惊”。如何答复诸王，立即变成了“烫手山芋”。如果说有上、中、下三策的话，上策，就是答应诸王要求，皆大欢喜，但不可能；中策，答应诸王部分条件，但太平军尚有两万兵力，一旦反目实难对付；下策，就是全部拒绝，后果不堪设想。
以郜云官为首的诸王仗降将之众，自恃可以交换到更多优惠条件。这本身就让李鸿章踌躇难决了。偏偏在此节骨眼上，一则“纳王一人发迹未除”的说法，彻彻底底地激怒了李鸿章！“受翎不剃发”，岂非预埋反骨？此时此刻，最安全的办法，某过于将他们立即处死，来不得半点迟疑。
作为降将，既然选择投诚，就应该屈尊顺势，而不能擅提条件。纳王们不靠谱的过分要求将自己推向了不归路，逼得李鸿章先下手为强，遂于6日中午受降时，安排刀斧手埋伏于宴席周围，乘诸王不备采取了斩首行动。
赫德娓娓道来，实际上已充分说明了李鸿章“情有可原”，“处决并不是预先策划的背信行为”。但赫德处理危机实有其高明之处，在与戈登“散漫的长谈”中，一俟查摆完上述事实，并没有马上为李鸿章辩解，而是话锋一转：
“我不想对抚台的行为做出解释，或加以掩饰，而只是说，即使他行为失信，但是我认为这是他个人的行为，不应容许像他这样身居高位的人的行为，1.损害帝国的事业，2.阻挠英国政策的施行，3.让地方动乱拖延下去，4.鼓励叛军。”
纵然戈登有百般委屈，也不能不被这番上升到国家利益的说辞触动。在大局面前，个人的小我似乎微不足道了。更何况，他终于意识到，“在当时情况下，李鸿章下令，把在他控制下的藐视他的权威的太平军诸首领立即处决，那是不能按照司法观点来严厉责备的”。
赫德离开苏州前，曾极力劝说李鸿章，先行“偿付戈登要求给予伤员和那些看来日益宜予淘汰的人员全部钱款。”没想他前脚走，李鸿章很快便派人兑现，而这种“慷慨大度”又直接促成了戈登准备“去苏州访谒李鸿章。”此时赫德的出现恰到好处，更有台阶下了。
当晚11点，总算“释然解悟”的戈登在赫德陪同下，乘坐“海生”轮驶向姑苏城。有意思的是，当戈登第二天来到忠王府拜访李鸿章时，两人跟约好似的，闭口不谈任何与“杀王”有关的事。
不管怎样，赫德这趟“不舒适的旅行”，为戈登和李鸿章“提供了两只部队再度公开联合的一种易行而又保全面子的方法”。大家一致同意赫德的调和方案，“戈登在中国新年过后便带部队作战，抚台（李）发表一项告示，由他本人承担处决诸王的责任，并表示戈登对此事一无所知”。
李鸿章不会再次失信。没多久，便在《北华捷报》上刊文，还向上海的英、法、美等国使团去函，解释苏州杀降的前因后果，强调杀降纯粹是中方决定，和戈登没有半毛关系。同时向朝廷请赏，授予戈登中国军队最高的军阶——提督，赐黄马褂，戴孔雀翎。清廷为了安慰曾经“很受伤”的戈登，还仿照西方式样，给他定制了一枚硕大无比的纯金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