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黎老师及一些同学被捕，一些消息传了出来，说黎老师是共产党。我父母知悉后很紧张，把我读的那些茅盾、巴金的书都扔到火炉里烧了。但是我跟黎老师的事，在他的日记中被一一记录了下来，这本日记，也被当局寻获了。到了年底，我还不满十七岁，在第一堂上课的时候，一位强壮的老师走到教室内，他问:“有没有一位叫周贤农的同学?”由于他叫我的名字，我就站出来。他没说什么，只是带我下楼，楼下有一位便衣宪兵已经在等着我。我被宪兵带上吉普车。这时我算被捕了。
在牢房里，睡我同铺的是“兴中书局”的老板，也就是卖那些左派书籍的书店经营者。他因为有颠覆政府、实行叛乱的行为，被判死刑。一年以后，他就被枪毙了。
十九岁，我被移监转送到火烧岛囚禁。我们先搭船到高雄，再从高雄坐了一天一夜的轮船才抵达火烧岛。火车经过新竹火车站时，一位家父在新钟纺织公司的同事胡先生站在月台上，我从火车上向他打招呼，简短告诉他我们正要被送往外岛，请他转告家父。
在火烧岛，每天的生活有严明的时间表，早操、上课、劳动服务。上课是政治课，上的是三民主义、中国之命运等等。但很奇怪，在火烧岛这种地方私底下竟然有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之类的小册子私下流传。
我因犯案时未满十八岁，减刑三年，被判刑七年，1959年底在火烧岛服刑期满前几天，狱方把我叫出监房，要我供出政治犯同监里还有谁对政府有过不满的言行? “只要你说出一个人来，就可以让你十二月一日如期回家。”他们说。
我没有打小报告。我至始至终都没有过牺牲别人谋取私利的念头。
等待我的是转移监狱。他们没有按法定刑期释放我。
我被送到小琉球。小琉球监狱关的都是一级流氓和杀人犯。我们政治犯从来不会送到这里跟他们关在一起。因为我的思想不知悔改，是顽固份子，他们认为我无需再进行思想改造，于是要用肉体折磨我。在小琉球，我们每天被强制劳动，做苦工，到海边捡小石头，上下午各三趟，相当累。而且这里的军官可以随时随地动手打人。同队中有一个受难者因为脸盆的小事，被扁担打到扁担都断了。
在这个可怕的地方我被非法囚禁了一年五个多月才终被释放。
出狱之后，我的大姑雇三轮车到新竹火车站接我，大姑丈是第一个不忌讳我是出狱不久的政治犯录用我的人，当时大姑丈主持一家叫作台菱纺织的公司。
我结婚后，生下了四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三个女儿有二个从北一女毕业，一个从中山女中毕业。最小的是男孩，他于1995年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
人的一生，会经历起起伏伏。我的前半生，可以说充满着淬炼，时代的黑暗，统治者的为所欲为，在我身上烙下刻印。但这些并没有让我就此沉沦，反而在我后半生的奋斗中让我有足够的力量克服一般人认为无法接受的痛苦。
我的国文老师黎子松先生，1951年12年19日被枪决时，才35岁。他在狱中获悉学生傅如芝、黄竹樱也遭逮捕，愤而写下一首哥叫《木棉花又开了》。我在狱中亲手抄下这首歌：
木棉花又开啦
冬天已经不长啦
在开遍了红棉的南方，她寄来了无穷的希望
有一位勇敢而多情的好姑娘，告诉我光荣而胜利的那一天
她怀念我一刻不忘，她爱我像爱春天一样。
木棉花又开啦
春天快要来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