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权力的第三大类题中之义，比较复杂。政府为了统治和管理的需要，将权力跨越到一定的范围是应该的，关键是跨越要有一个度。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要协调好相互的管理范围。公权力跨出了正常的管理领域，严重影响甚至左右、操纵社会其他领域，就属于跨界、越位。跨界的这部分权力，也属于泛权力。
中国古代官府常常跨界行使权力，习惯于大包大揽。西方有明确的权利意识，百姓的茅草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中国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意识。有论者认为，官府恨不得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在地方上，办诊所、开药铺、做游方郎中、出家当和尚、和尚道士云游他处、瞎子摆摊算卦测命，理论上都要到衙门审批，求官爷们给你盖个大红章。一些灰色行业，比如赌坊、妓院、肉铺等，无法可依，官府是有权力取缔的。官员却默认这些行业的存在，转身变为这些行业的庇护者和规则制定者。明清时典史定期收取这些行业的“月敬”、“节敬”，是他们主要的灰色收入。古代城池的布局，衙门总是居城池中央。整座城市是以衙门为中心，安排功能，进行布局的。这表明了公权力对社会发挥了多么巨大的影响。
那么，中国古代史存在“大政府小社会”的现象吗？初看起来，读书人蜂拥向仕途，官府在很多事务上都能插一手，似乎都支持这个观点。但有论者反驳：苏东坡在杭州当官的时候，白天去山上找老和尚品茶聊天，晚上泛舟西湖，很少有正儿八经办公的时候，怎么能说公权力泛滥呢？而苏东坡并非个案，像他那般在任时醉心山水游乐、埋首诗词唱和的，不在少数。我们后人看到的文化古迹、古代游记和诗词，多数作者都是官员身份——他们的名声都还不错。这似乎表明，古代公权力远没有太过泛滥。同时，公权力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
首先，宗法制度和观念牢牢支配着古代人，制约公权力的作用。宗法制度确定于周朝，根源于人的血缘，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宋朝以后，宗法制度扩展到全社会。不仅是豪门大族，就是普通人家也修家谱、立祠堂，家族势力日益增强。他们选族长，有族产，兴建私学，抚恤贫寒族人，有宗族内完备的规矩制度。同族之人，都不敢违抗宗族法规。这就和官府的公权力相平行，相抗拒了。尤其是宋朝以后，朝廷放弃了乡里政权，县政府成了最基层的政权。君权不下县，自此开始。在广大的乡村，发挥作用的是族长耆老，人们遵守的是“宗法”，而非“王法”。乡间农夫，一辈子都可能看不到父母官，族长耆老们却是天天照面打交道的。
同样，儒家思想观念、传统道德等也和宗法一样，在精神和现实上都制约公权力。一边是公权力，是官府和王法，一边是宗族和宗法，是儒家思想观念，是传统道德，就看身处两者之间的人们，觉得孰轻孰重，进而指导言行了。
第二，中国社会长久以来是一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人情关系等也束缚着公权力的发挥。《泛权力》中的衍生权力，很多就是根据人情关系衍生出来的，比如血缘权力、地缘权力等。人生而受制于人情关系，即便掌握了权力也不能改变。相反，随着权力的增长，一个人身受的人情关系更多、更深。
第三，技术因素也制约公权力的扩展。试想，一个县政府面对的是方圆数十里甚至上百里的辖区，如何面面俱到？黄仁宇先生就认为，中国古代始终没实现细致的科学管理，就是受技术因素的制约。同样，古代中国疆域没有继续拓展，也是受政府管理的技术因素制约。这种制约，在公权力拓展上也同样存在。如果县政府要渗透到商贸领域，必然对全县的商户、物流和人员进行登记和管理。这就超过了古代政府管理的能力。公权力要泛溢到其他领域，困境也如此。
总之，泛权力在解释中国古代公权力实际运行的时候，是有解释力的。但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现象、适用于所有的场合。同时，它也没有指明权力所有者面临的种种“非泛权力”的制约或羁绊。从权力角度把握中国古代历史，或许真是一个可行的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