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书摘
毛泽东的“游学”
1917年7月，学校放暑假了，同学们纷纷离校回家。毛泽东也回韶山看望双亲，但他很快就返回长沙，邀请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老同学萧子升，利用暑假这段时间，一同到农村做调查。
一个晴朗的早晨，毛泽东来到楚怡学校。他穿着一件白色旧上衣，带着一把旧雨伞和一个布包，布包里有一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他和萧子升从楚怡出发，过湘江后，换上草鞋，踏上了去宁乡的石板路。
这次“长途旅行”，他们有意识地不带一文钱，而采用“游学”的办法。“游学”，本来是旧社会某些知识分子，用以寻师求学的一种方法，但是也有一些潦倒落拓的文人，没有出路，又不愿从事生产劳动，于是就以“游学”为名，到处流浪，靠给人家写字作对联糊口，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行乞行为。毛泽东给这种旧形式，注入了新的内容，运用它来进行农村调查，既新鲜，又很有意义，一路上遇到学校、商店、庙宇等，他们就写一副对联送去，人家给几个钱，就用来作为路上的费用。萧子升爱面子，只写不送。毛泽东则利用送对联的机会，广泛地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调查当地的历史、地理、民情、风俗等情况，从中了解社会世态，熟悉风土习尚，获得新的知识。
7月的农村，骄阳似火，气候炎热。毛泽东走在农村的小路上，满目田野风光，心里只觉得既舒畅，又亲切。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和贫苦农民拉家常，或者一起劳动。开始时，农民们觉得很奇怪：看他的装束，不像当地的农民；听他谈吐，又丝毫不像旧日的“游学”先生。毛泽东那土生土长的农民语言，那温和平易的态度，那关心体贴农民疾苦的思想感情，很快就取得了贫苦农民的信赖。农民们对这两个远道而来的青年人非常喜爱，留他们吃饭，让他们住宿，打开长年压抑着的心扉，向他们倾吐苦水，诉说不平。
一天，毛泽东和萧子升来到宁乡杓子冲访问友人何叔衡，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经何叔衡介绍，毛泽东到了一个农民的家里。夜，已经很深了，他还和那位农民围坐在一盏清淡的桐油灯下，促膝谈心。主人以忧郁的心情告诉毛泽东，他作贩田（佃田），交的“三七租”，不分白天黑夜卖力气，种出的谷子，七成交给了东家，自己终年劳累，却不得温饱。毛泽东听了这些诉说，英俊坚毅的脸上，充满着对农民的深厚同情和对地主的极大愤慨。
毛泽东来到宋家潭，在一所茅屋里，同一位老农和一位青年农民谈话。这两个农民上无片瓦，下无寸地，是当地受苦很深的两户佃农。毛泽东从他们眼前的生活，问到他们所受的痛苦：你们种谁的田？种了多少田？每年收多少谷？交了多少租？家里有多少人？生活怎么过法？东家的态度怎样？毛泽东的话，句句问到了农民的心坎上。两个农民先后诉说了自己苦难的家史和东家的狠毒，详细地回答了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毛泽东从这样的调查中，得到了对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感性认识。
在何家住了两晚，毛泽东和萧子升又继续上路了。临行时，何家好意地送钱给他们做路费，他们坚持不要。此后，毛泽东决意不再去拜访同学和朋友，因为不愿意再受到像何家那样优厚的待遇。在他看来，艰苦的环境，可以磨炼战胜困难的意志。
他们向着沩山走去。途中经过一座不知名的山，山坡上有棵古老的松树，两人在树下睡了一觉，起来又走。走了一段，发现路旁有户人家，看家的是个老头，他们就进屋去与老人拉家常。那个老人姓王，曾经在县衙里当过门房，以为他们是要饭的，问他们为什么出来要饭？毛泽东说，我们想旅行，想看看农村的情况，又没有钱，只好“游学”。老人说：要饭的人并不坏，他们往往是最正直、最老实的。只有那些当官的最不正直，我在衙门里当门房时看到，谁想打赢官司，就得送钱给县官，谁给的钱多，县官就帮谁说话。这就叫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毛泽东听后愤怒地说：这是什么世道！对衙门官吏的恨，加深着他对人民的爱；而对人民的爱，又加深着他对官吏的恨。爱与恨交织在一起，使他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告别老人后，他还在愤懑地想着这世上不公平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