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掷千金
作为一代传奇女子的余美颜，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闹市掷钱事件”了。有一年冬天，有一个富商想与余美颜同居，余见这人并不算讨厌，便同意了，叫他带3000元钱来过日子。但第二天富商只带了1500元前来，余美颜见状大怒大骂他为富不仁、吝啬不堪。
余美颜虽说是一代欲女，但却是性情中人，感情的纯洁在她看来，绝不是金钱可以交换的肉体交易。她不能接受富商将两人的感情关系视为市井买卖一般的讨价还价。区区1500元，余美颜并不看在眼里。她一把抓过钱来，推开亚洲酒店七楼的窗户，将这些钱悉数抛下，就当是替这富商为寒冬腊月里的穷苦百姓做点好事。纸币如雪片般在广州闹市街头（另有一说是在上海）从天飘落，余美颜追求自由的心也在这些世俗男人一次又一次的羞辱面前，摇摇欲坠。
广州、上海两地的报纸纷纷报道此事，也让余美颜的惊世骇俗之举进入了沪上四大花旦之一的电影明星杨耐梅的眼帘。
搬上银幕
经历逐出家门、婚姻失败，情伤遍体的余美颜不是没有想过委身为妾，但心中对自由的念想，又让她无法逆来顺受。虽心系渤海九少，但渤海九少的父母,因听闻她的风流韵事，认为两人若是只做对露水夫妻，家里不会阻拦，但若是成为永久伴侣，家里断然不会同意的。历尽沧桑的余美颜知道，在那个年代，得不到家长支持的婚姻只是春梦一场。
回不去家庭，亦无法收获爱情的余美颜，试图遁入佛门，以寻得灵魂上的自由。她曾在香港九龙青山佛寺落发为尼。但谁知道消息泄露出去，众多相好跑去青山寺看她。佛门乃清修之地，哪里容得这些狼虎之徒恣意徜徉？住持觉得这样成日迎来送往会有碍清规戒律，担心闯出不雅之祸来，遂要求她离开。至此，余美颜已经清楚地知道，侍佛之路是走不通了。
阅人无数，却无法在性的关系上获得应有的尊重；付出感情，却被拒于传统礼教家庭之外；一心理佛，追求最后剩下的灵魂自由，亦不容于尘世。这时候，除了死，她再无第二条路可走。
走上银幕，是余美颜自杀前最后的心愿。1927年她前往上海，想联络朋友看能不能碰碰运气，投身大银幕，她说：“吾放荡十年，负辱深重，此行来沪求以投身银幕，留一纪念，使社会一般青年得识余之真面目，或不至于蹈余覆辙，目的达后，余将投身大海，洗去此生污秽，来世或可做一纯洁女子，得到真正自由。”（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183页。）
其实，将余美颜“一掷千金”的故事搬上大银幕的想法早就在杨耐梅的心里酝酿。杨耐梅1927年便在报章上读到有关余美颜“闹市掷钱事件”的报道，她对余美颜不堪男人屈辱一掷千金的壮举颇为欣赏。同是不羁女子的杨耐梅叹服美颜这种不为男人金钱驱使的傲世奇女子的作风，发誓要将余美颜的故事拍成电影。
她拿着报纸去找大导演张石川，想让张导演开一出戏，让自己来演，但是张石川对这种“淫娃荡妇”的故事毫无兴趣。这时候杨耐梅已经有自立门户办电影公司的想法，唯独缺拍摄经费。杨耐梅已经接到盘踞山东的“花国将军”张宗昌的邀请，上济南一聚。坊间更是传闻，此行或将是一场肉欲交易。
杨耐梅正在犹豫是否接受邀请，张石川的拒绝，让杨耐梅颇为不满，冯俐在她的剧本《影后胡蝶》中，借女制片人“黄耐梅”之口，道出了杨耐梅下定主意拍摄余美颜故事的心声：中国女子从来只晓得三从四德，却不晓得自己除了为那些个男人生生死死之外，还可以有点别的作为！今天我也算是来跟张先生打个招呼，等我从济南回来，一定要开办一个自己的电影公司，专拍让天下人称奇的女人……”（冯俐，1996，《影后胡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半个月之后，杨耐梅携带巨资平安返沪，开办“耐梅影片公司”，购买昂贵摄影器材，聘请史东山做编导，拍摄了由自己出演女主角的《奇女子》一片。杨耐梅的行事风格与余美颜颇有些相似之处，影片中两位奇女子的鲜活故事，令影片不仅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也获得包括蔡楚生在内的影业同仁的赞赏。世人记住了杨耐梅，更记住了余美颜。但这时候，余美颜已经等不及看到大银幕上的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