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余美颜蹈海前之遗作的《对待男人锦囊》封面
情窦初开余美颜，别号梦天，生于1900年，广东台山县荻海人。关于她的家庭背景，存在不同版本的说法。广为流传的版本是，余美颜的父亲余大经是当地的一名典当商人，母亲饱读诗书，颇具文学修养。亦有一说，称其父亲是广州某当铺的伙计，每月收入仅四十元，仅够一家生活所需。不论家境如何，余美颜年幼时，口齿伶俐，“姿美神秀，质意心灵”，每次放学回来，因其姿色过人，总有不少男士尾随其后。（杨村，1954，《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香港：世界出版社。）
余大经见不得这般情形，勒令美颜辍学回家。余美颜高小毕业便不再继续读书，回到家中补习国文、英文。因天资聪慧，十五岁上下便已可以与人高谈阔论，大谈自由解放的道理。
渤海九少是众多倾慕余美颜的年轻男子中的一位，因常常飞鸿传情，深得美颜好感，情愫渐生。少女的芳心一旦豁开了一道口子，内心的欢喜便如同冲出闸门似的万马奔腾了。为了和九少相会，美颜常常要等到严厉的父亲出门之后，才能溜出家门和九少相见，她对这来之不易的自由恋爱甚为珍惜。
或许是因为从小读了那些自由的文章，或许是接受新文化运动的先进思想，余美颜不仅向往爱情的自由，也渴望身体的自由。在那个年代，会游泳的人不多，女子游泳更是稀罕。余美颜穿泳衣下水游泳的事情成为当地的一段佳话，令她声名鹊起。十七岁那年，美颜代表母校参加台山县的联合运动会，被首富之子谭祖香一眼看中，谭家很快便上门提亲。余大经一口应承了这门婚事，虽然母亲知道女儿的心另有所属，但始终拗不过一家之主余大经的主张。第二年，18岁的余美颜成为谭家媳妇。（杨村，1954，《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香港：世界出版社。）
新婚燕尔的余美颜并没有太多时间与丈夫共沐鱼水之欢。婚后两个月，因家族生意失利，谭祖香奉父命前往纽约处理商务。丈夫离家之后，余美颜的日子并不好过。刚刚被点燃的青春之火无处排遣，每每夜深人静时，辗转反侧的都是那些自由的欲念不断与妇道规训强烈碰撞的煎熬。丈夫常年未归，家中礼数严格，余美颜最后终于“复因种种关系, 感觉婚姻不自由之痛苦”离家出走，浪迹广州、上海、香港等地，开始了她长达10年的情欲之旅。
浪荡十载
从1898年光绪帝下令解除女子缠足恶习的“天足运动”到1927年广州国民政府通过的《禁革妇女束胸》的“天乳运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民国时期的女性身体自主权大大增强。1927-1937年的10年间,国民政府大力提倡国民体育运动,女子体育得到快速发展。（王浩，2012，《民国时期的女子体育研究（1927-1937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在“救国强种”思想的指导下，女子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逐渐被国民政府收编、征用，成为肩负国族兴亡之重担的法器。1934年国民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在蒋介石的大力推动下，更是将整个国民生活进行军事化改造。（蒋介石，1940，《新生活运动要义》，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大概只有前30年左右的时间，是女性身体最为自主、最为奔放的年代，这正是令余美颜成为民国第一欲女的时代。
1918年2月27日，余美颜离家出走来到广州没多久，偶遇一桩刺杀案，她被巡捕误当成凶手抓了，投送到了监狱。因为此次拘留，谭家与余家解除了婚姻，父亲余大经认为此乃奇耻大辱，追至广州，将她告进了当时广州的新式监狱“习艺所”改造一年。“习艺所”是当时广州政府开办的收容所，在收监犯人的同时，培养他们走上社会、自力更生的能力。
余美颜是如何挨过这一年的监狱生活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团，无人知晓。牢狱之灾并未令余美颜顺从于传统道德。或许是在牢房里看到诸多人间百态，让她认清社会制度乃是男人设立的本质，更让她学会了娴熟运用身体工具追求理想、反抗社会的本领。在她出狱之后，更加坚定了走追求自由的道路——身体的自由、感情的自由、金钱的自由、性的自由和家庭的自由。
获释后，余美颜身着奇装异服，行为怪异，她在沪港穂三地漂泊，穿梭于军界、商界各路达官显贵之间，她承认自己玩于股掌之间的男人，达到了3000人之多（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182页。）她不顾政府禁令，冒着巨额罚金的风险，在广州城扬鞭策马，与另外三位行为出格的世家女子被世人称为广州“四大天王”，风头盛极一时。
更有传言说她娇奢淫纵，喜欢在旅馆裸睡，一时间引来很多人的注意。被解除婚约、被脱离父女关系，没有了这些传统道德约束下家庭和婚姻的包袱，本就崇尚自由的余美颜，为自己找到了释放身体情欲的社会空间。她将酒店的公共地方视作展示身体的舞台，沐浴之后，赤身裸体睡在卧室门口，令来往旅客瞠目结舌。她旁若无人、谈笑自如。对于那些见她裸体便惊愕不已的人，余美颜是颇为不屑的。在她眼中，自然裸露的身体，是一般人无法欣赏的一种美丽。
社会大众对她多以“奇女子”视之，各类大小报章都拿她当娱乐明星对待，或抨击，或猎奇，她追求自由的代价便是让自己不断成为娱乐头条。当然，报界也不乏评论者认为她是敢做敢为的女界先锋，开创了女子之新纪元。
虽倾慕之人颇多，亦能将男人把玩于股掌之间，但余美颜的心里始终是追求爱情自由的。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传统家庭依然无法容忍这样一个追求爱情自由、身体自由、情欲自由的绝世女子。余美颜不断遭受感情上的挫败，无法再结秦晋之好、重归家庭，只能在情涛欲海中辗转漂泊。
对于别人对她放浪形骸的指责，她有着自己的独到看法，她说过：“无论古今中外，只有男子可以玩弄女子，女子不能玩弄男子，所以我和数千男子性交，这是我玩弄男子的一种把戏，虽然不能说是开世界的新纪录，但也是爽快十余年，男子原来是很笨的，玩弄不是一件怎样的难事，这就是制度所造成的啊。”（张振编著：5女子自杀的解剖6，南京中山书店，1928年版,第17页，引自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182页）
交往、把玩的男人越多，越让余美颜了解这个男人主宰的世界，她也越发知道，把玩的男人虽多，但只能令自己爽快一时，并不能彻底改变这种大多数女性不自由的社会现实。自由理想无法全面达成，感情挫败日益痛心，阅历的男人越多，她越觉得自由之理想行将幻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