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
由于周教授与世界各地的作家有着密切来往，本身又从事文艺创作，使得他对整个世界华文文学也有独特的真知灼见。他1948年到美国后，就自认要继承“五四”的新诗传统，联合海外诗人，尤其纽约的白马社，继续创作。他所编辑的《海外新诗钞》就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的一章，不可被遗漏。1988年，新加坡作家协会与歌德学院主办“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东南亚华文文学”，特地请周教授前来对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的作品与研究作观察报告。他对世界各地的作品与研究的情况，具有专业的看法。在听取了二十七篇论文的报告和讨论后，他指出，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的发展，已经产生“双重传统”（Double Tradition）的特性，同时目前我们必须建立起“多元文学中心”（Multiple Literary Centers）的观念，这样才能认识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的重要性。我后来将这个理论加以发挥，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我们认为，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的作者与学者，都应该对这两个观念有所认识。任何有成就的文学都有它的历史渊源，现代文学也必然有它的文学传统。在中国本土，自先秦以来，就有一个完整的大文学传统。东南亚的华文文学，自然不能抛弃从先秦发展下来的那个“中国文学传统”，没有这一个文学传统的根，东南亚，甚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都不能成长。然而单靠这个根，是结不了果实的。因为海外华人多是生活在别的国家里，自有他们的土地、人民、风俗、习惯、文化和历史。这些作家，当他们把各地区的生活经验及其他文学传统吸收进去时，本身自然会形成一种“本土的文学传统”（Native Literary Tradition）。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以我的观察，都已融合了“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而发展着。我们目前如果读一本新加坡的小说集或诗集，虽然是以华文创作，但字里行间的世界观、取材，甚至文字之使用，对内行人来说，跟大陆的作品比较，是有差别的，因为它容纳了“本土文学传统”的元素。
当一个地区的文学建立了本土文学传统之后，这种文学便不能称之为中国文学，更不能把它看作中国文学之支流。因此，周教授认为我们应建立起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华文文学，本来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中国。可是华人遍居海外，而且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与文学，自然会形成另一个华文文学中心，目前我们已承认有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心、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心的存在。这已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因此，我们今天需要从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来看世界华文文学，需承认世界上有不少的华文文学中心。我们不能再把新加坡华文文学看作“边缘文学”或中国文学的“支流文学”。
周教授在文学艺术创作上，以身作则，尤其旧词、现代诗、书法、雕刻、绘画的艺术都有惊人的造诣，相信日后会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要认识周教授，必须认识他作为学者、艺术家、作家、翻译家等方面的成就。
六、开拓国际学术 / 文学事业
周教授对中国学术研究的贡献并不限于他的个人著作。他的学术事业也一样重要，其所产生的影响是国际性的。他首先以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为基地，在长达三十一年（1963—1994）的教学研究生涯中，发展以语言文学为思考角度的中国人文研究的国际学术重镇。这是故意为了与他出身的哈佛以近现代历史思想出发的研究不同。
周策纵教授在1948年离开中国到密歇根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博士，1954—1962年中间，他在哈佛大学以“五四”运动为研究重点，以研究中国现代化变迁，作为回应与挑战的模式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1963年到威大任教后，他明显地从以费正清路线来研究近代中国的变迁，从外而内，以西方影响下的回应与挑战的模式，逐渐转向中国人文研究，尤其是语言文字与文学的领域。他结合了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为重心的欧洲汉学与清代的考据学。他出国前，已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包括古文字学有渊博精深的造诣。他的学术研究可说继承了中国注重版本、目录、注释、考据的朴学传统，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周教授一开始就从中国文化一元论与西方中心论走向多元文化的思考与方法，主张在西方文化对照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但西方文化建立的诠释模式不能充分解释中国文化，西方汉学与中国学从外而内的方法也有缺点，常常反溯到中国传统是必要的进程。
20世纪60年代中，鉴于欧美有两百多所大专学院有中文系，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中国学者居住在欧美，使得东西文化交融，因此西方与华人学者，通过国际性创新的视野，多学科的思考与研究方法，有助于重新探讨中国文化的必要，尤其是中国的人文问题。所以周教授除了以个人的教学与研究，另外领导威大的学者，主编《文林》，推动西方学者的多角度多方法的中国人文研究（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促成威大成为当时西方重要的中国人及研究重镇。
由于周教授的教学与研究范围，广涉历史、政治、文化、艺术、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而且对古今中外的从人文、社会到自然科学都有兴趣，各种各样的学术服务，如校外考试委员、评审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著作审核等方面的学术服务，从北美、欧洲到澳洲，从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到后来开放的大陆的大学及研究机构，都积极邀请他。至于在研讨会发表论文和学术期刊的邀稿，那就更多。这是由于他好动随和，做人行侠好义，因此都会积极参与上述的活动。很多学术领域的发展，如“五四”运动、红学研究、古文字考释等等教学课程与研究，从威斯康星到欧美，到亚洲，与他的推动分不开。譬如中国文学批评国际研讨会在处女岛举行、《红楼梦》国际会议在威大与哈尔滨举行，主编《文林》，推动西方学者以多角度多方法进行中国人文研究等等。
周教授另一项贡献是其他学者所没有的，就是鼓励与推动文学创作。他与世界各地、各个世代的作家，从欧美、中国台湾及香港地区、新加坡、大陆都保持密切的联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积极参与美国华人的文学艺术运动。文学方面有白马社，文化方面有《海外论坛》。他认为自己与黄伯飞、卢飞白、艾山、唐德刚等1949年后留居海外的诗人肩负着继承大陆“五四”以后白话诗的传统的使命，编有《海外新诗钞》。由于长期与世界华文作家的交流与鼓励，很多年轻作家后来都到威大教书或深造，台湾有丁爱珍、钟玲、高辛甬、何庆华、张苹、王晓薇、于念慈、盛孝玲、黄碧端、痖弦、罗智成、周昌隆、杨泽、古蒙仁、蔡振念、王万象；马来西亚/新加坡有王润华、淡莹、黄森同、蔡志礼；香港有何文汇、陈永明；大陆有陈祖言等。周教授的新诗常发表在《明报月刊》《香港文学》《新华文学》《联合副刊》《创世纪》等刊物。当他的学生、朋友预备为他出版一本“七十五寿庆集”时，他建议以文学创作为主，后来便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创作与回忆》为他祝寿，里面收集了他的学生、朋友的文学创作，也有周公的新旧诗及书画作品。
同样的，周教授也跟世界各地的诗词家与书画家有密切的关系，如新加坡的潘受，大陆的刘旦宅、戴敦邦，香港的饶宗颐，台湾的董阳之等。他对书画不止于兴趣，也有其专业性，如在1995年台北书法界要编一本民初书法，特别请周教授回来台北住了几个月，把《民初书法：走过“五四”时代》编好。收录之作品以民国初年通过“五四”时代为重心，特别是20世纪前30年已具影响的人物，目的在表现时代思想精神的源流。选择这一时代来展出，在于“五四”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极大、极深远的事件，此书不仅可展示这一时代书法的特征和趋向，也可透露社会文化发展的大势。展出之重要人物有：胡适、梁启超、王国维、林语堂、郁达夫、章炳麟、严复、康有为。就如海外“五四”新诗运动，“五四”时代的书法都是周老师的“五四”学的大系统论述。
周策纵教授不但是学问渊博的学者，在读书、研究、生活、文学艺术创作上，对同辈或晚辈，具有无限的魅力。世界各地的中国学者都不远千里前来拜访那个被他称为“弃园”的家，威大所在地“陌地生”在世界华文文学上，几乎就等于周教授的“弃园”，一个充满传奇的文学性的地方，启发了不少学者与作家。
七、开拓、突破与延伸：从研究到创作，复杂多元性的学者、 文人与艺术家
从研究到创作，复杂多元性的学者、 文人与艺术家周教授的著作，目前还在编集中的《周策纵全集》，共二十七卷，应该被肯定为现代中西汉学研究的典范，也是集大成者。老师曾经将自己的“全集”编辑为十三卷，在逝世前，又重新将“全集”厘定为二十七卷。从下面的卷目可大概看出这些研究领域：
1）文学理论：《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
2）红学研究：《红楼梦案：弃园红学论文集》《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编）、《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编）
3）中国现代社会文化思想：《“五四”运动史》《“五四”与中国知识分子及文化论集》
4）古今语言文字训诂考释：《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
5）新旧诗文评论：《新旧诗文评论集》《诗经考释》
6）古文献与医学：《易经、诸子与中国医学史考论》
7）杂体旧诗研究：《论对联、集句、与回文》（附创作）
8）书法篆刻：《书法与篆刻论稿》《民初书法：走过“五四”时代》（编）
9）其他杂著：《论学书札、序跋，与少作残留》《弃园自传》（包括自定年谱及口述自传，附访谈录）
10）旧诗词创作集：《弃园诗存》《白玉词》
11）新诗创作集：《给亡命者及其他》《胡说草》《海外新诗钞》（即《白马社新诗选》）（编）
12）翻译：《失群的鸟》（译泰戈尔诗集，中英对照）、《萤》（译泰戈尔诗集，中英对照）、《西诗译萃》（选译希腊、罗马、欧、美古今诗，中英对照）
13）英文编著：
•古代祭祀词汇考释
•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纪实（英文及中文，编著），陈永明中译
•文林：中国人文研究（第一、二卷，编著），再版中
•中英文名人小传（包括严复、陈独秀、胡适、闻一多等）
•弃园著述目及所藏书画目
周教授的学术研究，如《“五四”运动史》的现代中国研究，使得西方的汉学或中国研究，不再只是传教士或外交官的专利，暴露了他们语言、数据运用、中国知识的限制。更打破中国传统学者与西方汉学家的局限，他能从内而外从外而内去观察思考问题。当他走进红学，又暴露了中国或西方红学家许许多多的弱点，由于学问太过狭窄，他们无法跨越版本考据、纯文学的思考，或社会历史，甚至印刷术、电脑科技，只有周教授能进能出。从下面这段文字，我们知道除了对中国的古文字、历史文化、经典文献深厚的知识（这是目前东西方年轻学者的致命伤），更重要的是治学的方法。他采用涵盖面很广的诠释模式，多元的分析方法：“凡古今中外的校勘、训诂、考证之术，近代人文、社会、自然科学之理论、方法、与技术，皆不妨比照实情，斟酌适可而用之。”
他的学术研究领域繁多，兴趣也多元，研究不只是因为教书的生涯非做不可的工作，而是他的生命与使命。所以每一项，他都有计划有野心地进行，可惜生命有限，很多精彩的、突破性的项目，还没完美完成，他就走到人生的终点。我上面就曾指出，他的“五四”学就是一个大系统的计划，从“五四”的研究数据与论述开始，然后连接到海外的“五四”新诗学，自己又亲身创作，他的诗集就是一部中国新诗发展史，从自由诗到格律诗，从现代诗到后现代诗，他自己都有实验性的作品。另外，除了自己的书法，他的书法研究也与“五四”挂钩，成为“五四”书法的研究权威。 传统的艺术，如书法、绘画、篆刻，他也有计划地研究，如《书法与篆刻论稿》（已编好，未出版）与《民初书法：走过“五四”时代》便是很好的证据，这也证明他不是仅仅玩玩，当作应酬的玩意而已。
老师一生不断地翻译世界诗歌名著，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当老师的研究生时，发现他已翻译好很多未出版的诗歌，我与淡莹便促请他拿出来，帮他整理整理，其中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的《失群的鸟》（Stray Birds）与《萤》（Fireflies）便是我们送去给白先勇，由晨钟出版社出版的。
我相信老师的学术与创作大系统下的各个领域，日后都会成为学者注意研究的对象。他的复杂性，史无前例。除了上述的学术复杂系统，如研究“五四”运动，衍生出研究“五四”文学、“五四”书法、研究与领导“五四”海外新诗运动，最后自己也成为“五四”新诗的一部发展史。最超越典范的地方，是老师身兼多栖的学人、作家与艺术家。他是新旧诗词的诗人，一生创作不断，创意无限，努力创造新诗格律，也是新旧诗词研究专家；他研究书法绘画，自己也是卓越的书法与水墨画家；他研究篆刻，也是篆刻家；他研究古文字学，自己也成为古文字书法家；他研究《红楼梦》，自己也是咏红诗词家；他研究西方文学，自己也是翻译家；他重视与肯定海外华文文学，自己也是海外华文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