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多元的学术思考与方法：从中国训诂考据学到西方汉学传统
从中国训诂考据学到西方汉学传统周策纵教授在1948年5月离开中国到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博士前，已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包括古文字学有渊博精深的造诣。他的学术研究可说继承了中国注重版本、目录、注释、考据的清代朴学的考据传统，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弃园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中《说“尤”与蚩尤》与《“巫”字探源》可说是这种治学的集大成。出国后，周教授的西方汉学思想增强，突破了传统思考方式，去思考中国文化的多元性。
西方传统汉学，是一门纯粹的学术研究，专业性很强，研究深入细致。过去西方的汉学家，往往穷毕生精力去彻底研究一个小课题，而且是一些冷僻的、 业已消失的文化历史陈迹，和现实毫不相关。因此传统的汉学研究不求速效，不问国家大事，所研究的问题没有现实性与实用性，其研究往往出于奇特冷僻的智性追求，其原动力是纯粹的兴趣。周教授的一些著述，如《论对联与集句》、《〈破斧〉新诂——〈诗经〉研究之一》，《弃园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中讨论龙山陶文的论文，就充分表现出“专业性很强，研究深入细致”的西方汉学的治学方法与“奇特冷僻的智性追求”精神。
周教授把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与西方汉学的治学方法与精神结合成一体，跨国界的文化视野，就给中国的人文学术带来全新的诠释与世界性的意义。其英文论文“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ord Shih（poetry）”，和他所编辑的两本Wen Lin：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文林：中国人文研究》）的学术研究，代表当时他自己主导的欧美汉学家的学术研究的新方法、新方向。
三、 超越中西文明为典范的诠释模式：包容各专业领域的区域 研究与中国学
上述这种汉学传统在西方还在延续发展。美国学术界自“二战”以来，已开发出一条与西方传统汉学很不同的研究路向，这种研究中国的新潮流叫“中国学”（Chinese Studies），它强调中国研究与现实相关，强调思想性与实用性，强调研究当代中国问题。这种学问一方面希望达致西方了解中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国了解西方。
中国研究在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兴起的带动下从边缘走向主流。区域研究的兴起，是因为专业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的解释模式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为典范而发展出来的，对其他文化所碰到的课题涵盖与诠释性不够。对中国文化研究而言，传统的中国解释模式因为只用以中国文明为典范而演绎出来的理论模式，如性别与文学问题，以前任何专业都不可能单独顾及和诠释。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从中国研究到中国文学，甚至缩小到更专业的领域——中国现代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都是在区域研究与专业研究冲击下的学术大思潮下产生的多元取向的学术思考与方法，它帮助学者把课题开拓与深化，创新理论与诠释模式，沟通世界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上述这种研究中国的新潮流迅速发展，哈佛大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中心，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种研究正式形成主流。周教授在这期间，也正好在哈佛担任研究员，他的成名作《“五四”运动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的完成与改写、出版，都在哈佛的中国学的治学方法与学术思潮中进行；他的《中文单字连写区分刍议》就写于哈佛大学。此类专著或论文，完全符合中国研究与现实相关，强调思想性与实用性，强调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精神。另一方面，区域研究思潮也使该书超越以西方文明为典范而发展出来的专业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的解释模式，同时更突破只用中国文明为典范而演绎出来的传统的中国解释模式。所以《“五四”运动史》成为至今诠释“五四”最权威的著作，成为东西方知识界认识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一本入门书，也是今天所谓文化研究的典范。
《“五四”运动史》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文学和历史提出系统的观察和论断，奠定了作者在欧美中国研究界的大师地位。这本书使用大量原始史料，包括中、日、西方语文的档案数据，这是窄而深的史学专题、思想文化专题的典范著作。《“五四”运动史》中所搜集到的资料，为后来的学者研究现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文学各领域奠定了基础。因此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也将其出版成《“五四”运动研究资料》（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一书。另外，周教授的研究不涉及道德的判断或感情的偏向，凸显出客观史学（现实主义史学）的特质。周教授在密歇根大学念的硕士与博士都是政治学，因此社会科学（政治、社会、经济学等）建构了他的现实客观的历史观，这正是当时西方的主流史学，这点与费正清的社会科学主导的客观史学很相似。而且被奉为在中国研究中，跨越知识领域研究、文化研究最早的典范。另外像《新旧诗文评论集》《中英文名人小传》等文集中，甚至古典研究，如《红楼梦案》等著作，老师都是在区域研究与专业研究冲击下的学术大思潮下产生的多元取向的学术思考与方法，把课题开拓与深化，创新理论与诠释模式，沟通世界文化。
老师有关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的观察和论断的其他论文，计划将来收集在他自编的《周策纵全集》第七册《“五四”与中国知识分子及文化论集》中。
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学”的学者主要从外而内研究现代中国的历史，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或文化思想，如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只有海陶玮（James Hightower）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但著述不多。这一代哈佛的西方学者，如费正清，从很创新的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观点出发，但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缺乏深厚的知识，又不精通古代汉语与古典文献，更无能力涉及名物训诂的问题，因此只有周教授能结合中国研究、西方汉学（Sinology）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或朴学）去开拓中国古今人文研究的新领域，尤其语言、文字、文化、文学的新领域。
四、 结合中国研究、西方汉学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开拓中国古今人文研究的新领域
开拓中国古今人文研究的新领域在老师的研究中，特别强调综合性研究的重要意义。他的“曹红学”研究，如代表作《红楼梦案》所展现之多元思考与方法、跨领域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比其他红学家具有更强的洞察力与创见性，使他的研究更具首创性。
“红学”这名词在1875年已流行使用，主要以评点、题咏、索隐为主。胡适在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以校勘、训诂、考据来研究《红楼梦》，被认为是新红学的开始。而周策纵从1950年提出以“曹红学”来称呼他的新的《红楼梦》及其作者的研究，他继承胡适的“新红学”，加上西方汉学严格的态度与古典文献考证精神、西方社会科学多元的观点与方法，在考证、文学分析和版本校勘几个领域开拓了新天地，同时也把语言学、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电脑科技带进曹红学的研究。
今天的红学完全忽视咏红诗，周教授却注意到《红楼梦》读者的题咏，具有今天西方流行的读者反映批评（reader response criticism）的价值：“任何文学作品的评价，都不能脱离读者回应，因为评论者和文学史家本身也就是读者，都不能脱离读者的回应。题咏当然也是读者回应之一……我当然不是说，题咏可以取代红学中考证、文论、评点等主流。”关于《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作者是否曹雪芹与高鹗的争论，胡适及后来的学者，对清代一首旧诗中的注释“《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的“补”字肯定为“补作”（即续书），而不是修补。周教授始终反对后四十回的作者是高鹗的结论。他放弃不可靠的考据，先后用两种科学的方法来寻求答案。
首先，他在世界上最早采用电脑来分析小说的词汇出现频率，来鉴定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作者的异同。
其次，周教授又采用清代木刻印刷术来考验从文献考据出来的结论的可靠性。根据文献，程伟元从出示书稿到续书印刷出版，只花了十个月左右，根据当时可靠的刻印书作业时间，单单刻印，最快至少要六个月，其实私家印书，字模设备难全，可能更慢。这样高鹗只有四个月，如何续书二十回？《红楼梦》情节复杂，千头万绪，人物就有九百七十五个。如果曹雪芹花了一二十年才写了八十回，高鹗在四个月完成续书二十回，怎么可能？周教授政治学出身，社会科学治学方法与精神主导其资料分析讲究事实证据，始终严格监控着红学界望文生义的、凭臆测、空疏的解读。
周教授不但是学者，同时也是有实际创作经验的作家与艺术家，对东西方古今文学理论与作品有深入的研究。他研究《红楼梦》，以他纯文学欣赏的洞察力，常看见别人忽略的问题。譬如脂批本由于出现较早，一般红学学者就以版本的珍贵价值来决定它的文学价值较高，目前大陆为广大读者出版的《红楼梦》，竟然把脂批本前八十回代替程高本的前八十回。从小说艺术欣赏与评价的角度，周教授认为程高本较好，如果这是作者的改定稿，那就不能随意忽略。只有收藏家才说手稿愈早的愈有价值。这是周教授的治学视野与方法：“凡古今中外的校勘、训诂、考证之术，近代人文、社会、自然科学之理论、方法与技术，皆不妨比照实情，斟酌适可而用之。”以他的红楼梦研究为例，最能代表他的学术精神。
另外他的《弃园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也开拓了研究古今语言文字考证的新典范、新途径。由于他对经典古籍非常熟悉，同时又精通古文字，所以他能根据实物上的古文字，参考经典误传、误读、误释之文，探索古代未显的社会生活与思想。从古文字来了解古代文学思想的，《诗字古义考》及《古巫对乐舞及诗歌发展的贡献》就是最佳的研究范例，从古文字（铭文考释）了解古代文物，如盛药酒之壶有《一对最古药酒壶之发现：河北省满城汉墓出土错金银鸟虫书铜壶铭文考释》。从考释陶文证实古代有赐灵龟为礼物的文化，如《四千年前中国的文史纪实：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龙山文化陶文考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