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看龚老这部新问世的《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最好能和他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龚选舞回忆录》以及一九九五年推出的《国共战争见闻录》（两书皆由时报出版）合读。这样会更具历史现场感，亦可透过龚老生动的笔触和翔实的叙述来了解那段惊心动魄的时代动乱。龚老不仅写活了历史，也使人听到孔尚任所哀叹的：“养文臣帷幄无谋，豢武夫疆场不猛；到今日山残水剩，对大江月明浪明，满楼头呼声哭声。”
不论中外，任何一个大转折的时代，都会出现一批光彩照人的新闻工作者，为苍生做见证，为历史留纪录。这批记者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采访之余或退休之后，撰写回忆录，深入叙述他们（她们）当年在争分夺秒和截稿时间的压力下所无法表达的往事与感触。“二战”前夕及初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驻柏林和维也纳记者夏尔（William L. Shirer）即以其所见所闻和参考大量史料，于一九六○年推出了畅销巨著《第三帝国兴亡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而名满天下。大卫•霍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于六○年代初以《纽约时报》特派员身分派驻西贡采访初期越战而获得普利策奖，七○年代初离开纽时后推出名著《出类拔萃的一群》（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剖析肯尼迪和詹森政府中的菁英如何把美国推入越战泥淖（quagmire），震撼美国读书界。二○○三年三月布希政府入侵伊拉克，采访战事的《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撰述乔治•培克（Geroge Packer）和《纽约时报》特派员德克斯特•菲尔金斯（Dexter Filkins，现已加入《纽约客》）皆曾公开表示他们在战地行囊中都有一本《出类拔萃的一群》，有空就看，颇具启发。他们发现笃信“美国至上主义”和单打独斗的片面主义的布希政府，根本未从越战中学到任何教训。
在四○年代末负责《大公报》驻台办事处发行与广告业务的严庆澍，回到香港后以“唐人”笔名在《新晚报》连载演义小说式的《金陵春梦》，专门挖苦蒋介石（诬他是河南人郑三发子），尽情嘲讽国民党，六○年代开始结集出书。在禁书时代长大的台湾留美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影响极大。严庆澍（一九八一年去世）以唐人为笔名的动机，也许是当时香港有一栋过气国民党将官居住的公寓叫“唐人新村”。严氏的《大公报》老同事罗孚的儿子罗海雷在《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一书中指出，《金陵春梦》出了八集，“写得最好看的是第一集，以后就逐渐有些绚烂归于平淡”。又说：“《金陵春梦》在艺术上的一个缺陷，是写得比较粗糙，后边的比前面更是这样。”这是很含蓄的批评，其实《金陵春梦》的败笔就在于太多歪曲、太吹捧中共、太不忠于历史！
真正能呈现蒋介石政府“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实况，就是龚老的回忆录。西方媒体有句名言“新闻是历史的初（粗）稿”（Journalism is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龚老的前半辈子在第一线跑新闻，从南京、庐山、延安、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撤退台湾、韩战接俘到欧洲行脚和观察新大陆，一直在为历史写初稿，数十年如一日。充分体验到孔尚任所说的：“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龚老的“历史初稿”写得引人入胜，为后人提供最有价值、最有兴味的文字纪录。“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龚老把他所亲历亲见亲闻的近代中国的“旧境”，立体式地呈现出来，功若史家。
认识龚老近三十年，谊兼师友，我从这位新闻界老前辈的言谈与著作里增进了不少知识。记得当年曾问过龚老“传奇性”的多笔画名字。他幽默地说，小时候每逢考试，他总是吃亏，要花很多时间写名字。等到写完名字，别的同学已答了一大堆题目。因此，他决定不让其后代“重蹈覆辙”，乃将三个子女取名一才（长子）、又才（次子）、珊才（女儿）。这三“才”，个个都杰出而孝顺，尤其是珊才，住在纽约市郊，常探访父母，并接至乡间度周末。龚老和夫人杨惜玉女士都是忠厚的长者，他们有优秀的子女，又有幸福的晚年。即使从《中央日报》退休后未拿到分文退休金，亦无损于龚老的达观与福分。
多年来，我一直关心这本书的出版，曾在时报为龚老编过两本回忆录的主编李潍美（亦曾为我编过五本书，现已转到大块出版社），这次发挥了“催生”之功。卫城出版社总编辑庄瑞琳是个有远见而又具历史素养的编辑人，看到书稿即首肯出书。
在龚老伉俪欢度八八米寿之际，我们三个晚辈为两位寿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当作衷心的贺礼。
林博文
前《中国时报》主笔，现为自由撰稿人
二○一一年九月七日凌晨于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