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历史》第一期
（本文为“新历史合作社”新推出的数字杂志——《我们的历史》第一期文章：《美丽岛足印──台湾转型地理》。）
二·二八：台北街头的撕裂伤口
“二·二八”之后，台湾人从渴望重建，充满希望的乐观，变成痛苦失望，充满恐惧悲苦。这是一个暗伤，一个永远无法痊愈的伤口，它是台湾人心中永远的痛。只要召唤它，那百年来被压抑在地底的无奈与悲苦便倾泻而出，召唤出集体的伤痛，进而凝聚出力量。
杨渡
文/杨渡
现在回顾“二·二八”的历史，我们有一种深深的悲悯。这是由于“二·二八”曾是台湾最重最深的历史伤痕，也曾是政治仇恨、社会对立、族群冲突、蓝绿对抗、群众动员等的焦点。它曾是历史最敏感的一根脊椎神经，一碰就全身颤抖，伤痛至极。
如今66年过去了，台湾也历经了两次政党轮替，政治的作用已不再，我们反而能从更远的历史的距离，用安静而理解的眼光，重新凝视这一段历史。因为在长远的“时间之镜”下，我们都只是大历史的一个倒影，我们没有仇恨的本钱，只有互相悲悯的观照。
发生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延续台湾光复后所有社会矛盾的总和，也反映出一个殖民地社会如何回归转型的艰难历程。它既有两种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如何重新融合的课题，更有各种阶级矛盾、族群冲突，以及殖民文化之残留如何转化等的交缠纠葛。
台湾人的希望与失望
1945年8月，日本天皇投降的“玉音”在全台湾放送时，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日本长官公署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勉力维持秩序，以待国民政府来接收。此时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些报复行为开始发生。起初报复当过“日本走狗”的台人，后来也报复日本暴虐的统治者如警察。但大体还维持良好秩序，台湾并未失控。唯有日本统治后期的物资配给控制完全失灵，为取得生活所需，黑市兴盛。小偷去偷农民的稻米牛鸡，不时发生。
有鉴于此，过去的本省地方领袖被推出来作为领导者，以安定社会秩序，等待政府来接收。而这些人过去大都是抗日的英雄，尤其是坐过日本人牢房的知识分子，才能得到社会的敬重，在无形中领导台湾渡过难关。
然而，群龙无首仍难管理，因此他们需要一个有代表性的组织，才能统合混乱的地方团体。台湾义勇队第一批回台的副队长张士德，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区团部副主任的身份，代表中国政府首度来台，就起了绝大的作用。他在台湾各地会见抗日领袖，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义，组成各个地方分团，使各地临时性的地方领导者可整合于组织之下，以维持全台各地的秩序。然而台湾的知识分子并不知道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问题，更不了解国共内战的历史，此时正怀抱着热情，等待“祖国政府”的到来。
这一段时间不长，约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却让台湾人有一个自治的机会。尤其具有理想的抗日知识分子，更充满热情，怀抱着对建设台湾未来的想象，有如等待故乡的父兄一般，等待祖国的来临。他们未曾料到的是，来接收者竟是如此素质，如此的政权。
“二·二八”的受难者陈明忠形容，光复初期，台湾人成群结队，拉红布条，以迎王师的心情，兴高采烈，在基隆港欢迎国民党军来接收；但看见上岸来的国民党军，却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只见一群拖着破包袱，扛着旧枪，后面带着铁锅碗瓢，脚缠破布绑腿的国民党军，垂头丧气地走上基隆海港。他们简直无法相信就是这个军队打败了日军。当时任何一个日军的配备、武器都比国民党军好太多了。于是充满回归祖国兴奋之情的台湾人，以一种善意来加以解释：“你不要小看国民党军，他们穿布鞋打绑腿，是为了绑上铁块，训练腿力练轻功；他们的锅碗瓢盆，是为了随时可以上场作战，当挡箭牌……”
当年在现场迎接国民党军的许金玉说：“那时，看见部队脏成那样，有人就说，这样怎么能打仗？可是我心里想，八年抗战真艰苦，把他们磨成那个样子，阿兵哥真可怜，又干又瘦又脏，他们为国家受苦了……”
然而，善意的解释很快破灭。现实是一个缺乏纪律与法治观念的行伍、公务员、特务们，以及充满互为矛盾斗争的政治群体，来统治台湾。
国民党军的素质，在大陆已经是恶名昭彰。在台湾也未曾稍有改善。他们强占民宅、调戏妇女、强取民间物资、白吃白喝、贪污公款、横行乡里；加以行政长官公署陈仪手下有所谓的“四凶”，以统制物资之名，行横征暴敛之实，恶行恶状，大至金融汇率、所有贸易、米粮物料，小至民间小小烟酒营生贩卖，都要以统制管理为名，剥几层皮。再加上工业经济崩溃，战后由南洋回台的原台籍士兵失业，流落街头，只能做做街头小贩，却还得被取缔抽税，查缉没收，简直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台湾早已像一个愤怒的火药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