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厦将倾
到了1949年，那个曾承载着张元济毕生理想的商务帝国，早已被残酷的现实撞击得破败不堪。
那一年的4月22日，张元济约来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们，在自己的家中召开了第487次的董事会议，商讨去年股息发放的事情，然而由于“公司经济不裕”，最终决定改付书券，这是商务经营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其实经济上的“不裕”，已经不是近来才有的问题。两年之前，张元济就曾给胡适写过一封信，提到商务在北平图书馆寄存着九十包的藏文经集，属于极不易得的珍本，那时迫不得已准备将其出售，“以疗商务目前之贫”，所以，请胡适为这套书估算价值。到了1948年，据商务经理李拔可所言，“公司年终负债已达300亿”，“再不努力，前途殊为可虑。”而当时在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营业部工作的戴孝侯，提起当年的困境则说：“解放前夕，国统区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商务机构庞大，人事臃肿，历经‘一·二八’总厂被毁及在抗战八年和太平洋战争中各地分馆遭受房产、设备、存货的损失，元气大伤，加上存书20000多种中70%以上已不合时需，无法销售，更处在入不敷出、朝不保夕之境。同人工资及日常开销需靠多方贷款及变卖产业、原料、物资、勉励支付。”
随着内战的不断持续，商务的境况也更加恶化。1949年，张元济写给友人严景耀的一封书信中说：“战事延长，遍地烽火，人方救死不暇，诗书自非所亟。一二月来，全馆几无营业可言，累卵之危，不堪设想，正不知何以度过此难关耳。”
1926年印制的《创立三十年商务印书馆志略》
在战乱期间因时局的牵累，商务的凄惨处境并不算意外，可是到内战结束以后，这种糟糕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甚至更加令人绝望了。一直以来，教科书都是商务最大的业务，商务的董事陈叔通甚至直言：“商务发财主要靠教科书”。1949年以后，中共宣布废止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并实行“教科书国营”政策。这对商务印书馆可谓致命的打击，原有小学课本存货全部作废、就地切毁、卖作废纸。当然，更为严重的是教科书编辑出版权的丧失。“教科书国营”制度刚开始，即便因国营力量一时薄弱难以完全承担起编辑全套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商务向政府推荐的大量教材被采用的也已极少。而1950年底，自从专门负责中小学教材出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以后，商务便彻底退出了这个市场。
然而，还不仅仅只是教材，中共建国以后，商务其他种类的书也因“太缺乏时代性”而失去了不少读者。自建馆以来，商务一直奉行“在商言商”的经营原则，而这在49年以后重视政治的文化环境里，便显得不合时宜了。1950年，商务的董事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本馆创办以来，已有五十余年，因为历史的因袭，以致规模较大，分支机构众多，且前此业务向来避免和政治接触，以致在时代转变以后，公司业务远跟不上政治。”
而由于经营困难，入不敷出，此前，商务强大的营业力量的标志——遍布各地的庞大网络，如今，反而成了不堪负担的累赘。1949年3月，总管理处以“密启函”通知各地分支馆采取“应变”措施，指示分支馆开支超过营业收入30%者，应立即“裁员减薪”。而在总馆的五百余名职工，其工资已按7折减发。
这种减薪的措施，遭到了工会的反对，而一时间紧张尖锐的劳资纠纷又益发让张元济焦头烂额了。商务的工会组织曾是上海的四大工会之一，而中共又时时在背后支持发动，所以向来有运动的传统，后来位居中共高层的陈云，其革命生涯就是从商务的工运开始的。张元济对工运、劳资纠纷向来的态度是“和平改革，勿伤元气”，然而，到了1949年，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处于地下的共产党如今已取得政权，工会代表在和资方交涉中态度也强硬起来。
1949年6、7月间，张元济与工会多次交涉，一再提及的减薪事宜及业务改进方案，工会方面一直未予接受，职工们并在公司大楼贴出红色大字通告，发泄不满。9月，即便在政协开会期间，上海的来信依然会不断地送到张元济下榻的六国饭店，报告事态的进展，那时，商务的劳资纠纷已让张元济绞尽脑汁。9月13日，他又收到商务总经理陈夙之的来信，“知职工会指责改组案，异常蛮横……然同人无能相助者”。看后，他一夜都未安宁。
求援碰壁
那时，张元济的心力全被这些苦恼的事务所牵缠，而年过八旬的身骨，依然忙碌不已。据他的家人回忆，张元济每日天不亮就起身，盥洗完毕后就坐到他卧室兼工作室的一张方桌前开始工作，批阅公文、写信、查资料，总之写个不停。天亮时则打开百叶窗，熄了灯，伏在书桌上继续写。八点一过，商务印书馆的通信员便会骑自行车送来一大叠书信文件请他阅看。如果其中有急件，他就让师傅等着，立即书写回复意见后带回馆中，其余的就留下一一阅看、写复信。下午四时，通信员再来一次，把书写得密密麻麻的信件、批复意见取回。直到1949年底他中风卧床以前，张元济几乎天天如此。
1949年7月19日，张元济又将商务的董事们召集到自己的家中，上海解放近两月以来，这是商务召开的第一次董事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了一些改革措施，并且鉴于目前的困境，拟定了以下计划：邀请沈雁冰出任出版委员会会长；就公司财政困难情形上呈陈毅市长，请政府监察并予以指导；关于职工待遇事宜，与工会协商，如不能获得决定，再请上级机关调处。
7月27日，张元济与公司总经理陈懋解联署上陈市长呈文，报告了商务历年经营出版事业的经过及现在业务、财政困难情形。文中说：“敝公司创业以来，亦思于文化教育之事，有所效力。今处此危殆之境，除至不得已时召集股东讨论最后解决办法，并公告社会予以支持外，不敢不先沥陈于钧座之前”。最后恳请政府“垂念此五十年稍有补助文化教育之机关，予以指导，俾免颠覆”。
那时，当年曾在商务服务过的一批旧人以及曾经与张元济私交甚密的友人，如陈云、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等，都已在新政权身居要职，张元济也曾一再致书请求他们帮助商务度过难关。9月，张元济北上参加政协会议期间，趁机向沈雁冰提出邀请担任商务的出版委员会会长以董理全局。沈回复说“甚愿南下，重回本馆，但此间有关涉文艺职，甚难脱身”。他推荐了郑振铎。张元济“再三致意，渠终辞”，也不敢过于勉强。在离京南下的前一天，张元济偕商务的另一位董事陈叔通专门拜访了沈雁冰，“复申前请，沈坚辞”。在张元济返沪后，沈雁冰数次致信，又坚辞商务出版委员之一席。而此后不久，这位曾在商务由练习生而至《小说月报》主编的沈雁冰，出任了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