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像 伯者 王平
出版帝国
那时，张元济比任何人都清楚商务所遭受的危机有多么深重，当然，他也比任何人更加了解一个出版帝国曾经的辉煌，知道它之于时代的分量，它之于自己的意义。虽然一个老人已经极少地直露自己的心怀，但在一个王国败落的暮景里，还有什么比过往的美好更刺痛人心呢。
自从1902年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以来，张元济便一直是商务的灵魂人物，1926年，60岁的张元济宣布退休，不再直接管理业务，但很快又被推选为商务的董事会主席，“仍旧把商务认为他的终身事业”（叶圣陶《我和商务印书馆》）。而也正是因为这位“学识广博”、“眼光远大”的清末维新派人物，让商务印书馆从一家小小的印刷作坊，发展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现代出版企业。
20世纪20年代以后，商务开始了它的极盛时代。在当时的出版行业里，它拥有着第一流的编译群体，第一流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且它在海内外一度设有36个分支馆，1000余处办事机构，这个庞大的发行网络遍及全国主要的城市、商埠及海外，“凡华侨群集之处，均有代理书店”
早期商务印书馆印刷车间。
30年代初，商务年出版图书近千种，占全国年图书品种总量的40% 以上，而据美国学者白鲁恂所言，抗战爆发前夕，商务一年的图书发行量相当于整个美国出版业的发行总量。
然而，商务雄厚的能量并非仅仅施展在了出版领域，其凭借着在其他方面也极具魄力的开拓能力，在当日的中国，更是硬生生地打造出了一个巨无霸的文化综合机构。这个综合体包括一个出版社、一个图书馆、十多个杂志社；包括有最新装备的现代化印刷厂和供应全国的印刷机械器材厂；包括了一个以拍摄科教片、风景片和艺术片的电影厂；还包括大规模的新式益智玩具厂，文具教具科学仪器厂。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先后开设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商业学校，以及面对更广大求知群众的各科函授学校。这便是商务呈现于时代的一个非常奇特而又极为壮观的图景。
商务印书馆早期会员合影
如果说，商业上的表现是评价一位工商业者最立竿见影的尺度，那么，以此标准来衡量张元济之于商务的影响，则未必合适，因为作为这个出版帝国的缔造者，张元济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为商务带来的是超出商业之上的气质与情怀。
1902年，张元济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后，一批学有所长的读书人开始陆续落户商务，在其辉煌时代，商务的编译所一度拥有编辑300多人,其中有的人宁可不就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大学教授而愿在“商务”当编辑。胡适曾说，商务印书馆的实力当时国内没有一所大学能及。这批读书人往往都有着自己的文化志向及抱负，使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组织和编制不再仅仅满足于编辑、印刷、出版文化读物的层次上。他们编写教材、更新教育，延聘通儒、整理国故，而在传播西学上的贡献更是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们将编书、写书、出书作为自己影响世道人心的手段，无一日不在为苦难的中国提供最重要的食量——书本。
一位曾供职于商务的出版人陈原，在评价张元济这位前辈时说：“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商务印书馆不仅仅是一个传播媒介，他实际上把它当做他的理想试验场。他的改造社会的试验场。……只有把全民族的素质提高，民智打开，才能从根本上拯救垂危的祖国，所以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的蓝图，……是为变革社会需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那样的蓝图。张设想的实验场是围绕着广义的文化教育而启动的。简而言之，张元济办出版社，确实不是单纯为了出书，他是在办一个旨在名副其实的‘大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