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的一幕也发生在赵从衍家族的上市旗舰华光航业。由于多家大客户在这轮航运萧条中破产，华光航业无法收回债款，导致亏损20多亿港元，在债权人压力下，被迫进入债务重组程序。
或许是1949年的经历使然，赵从衍对政治缺乏信任，并不像多数香港富豪那样热衷地产投资。他认为“物业搬不走，船才是最最可靠的”，第二可靠的是古玩珍宝，物业仅排在第三位。
赵从衍经商一生，收藏了大量古董，不曾料到，到这时候，居然派上了用场。
赵从衍将这些古董珍藏以及名下地皮、酒店公开拍卖，资金全部注入华光航业，即便如此，也未保住大股东地位，屈居第二股东。出于维护市场秩序的需要，香港政府规定银行不得从事金融业之外的业务，因此，债转股后作为重要股东的债权银行往往致力于扶持企业恢复发展。后来航运业复苏，华光航业的债权银行提供了大笔贷款，帮助赵家还清债务，得以保住家族基业。
曹文锦比赵从衍更加忌讳政治，他不看好香港前景，从未投资香港房地产。但他信奉分散投资、多元发展的朴素哲学，在进军航运业的同时涉足医药、化工、纺织等领域。从1950年代开始，曹文锦到东南亚国家进行大笔投资。在马来西亚投资纺织厂的经历，让曹文锦偶然结识后来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为其日后在马来西亚大展拳脚埋下了伏笔。
二战后，日本向马来西亚赔偿战争赔款，但并不支付现金，而是出于扶持本国造船业的目的，计划用这笔钱在日本船厂订购两艘轮船作为赔偿。日本人握有主动权，马来西亚政府考虑到本国需要，只得听任其便。为了运营这两艘轮船，马来西亚政府需要组建一家航运公司，但国内没有航运人才，与是向曹文锦提出合资请求。曹文锦便拉自己的朋友，马来西亚富商郭鹤年一道入伙。但轮船公司成立后，政府不善经营而陷入亏损，马来西亚政府将股权全部转让给曹文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