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何是香港？
革命思想启蒙地
孙中山说，“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也。”
自1842《南京条约》割占香港岛，到20世纪初，英人治港已60余年。香港已形成言论自由之氛围，西方教育比较普遍，“渐濡染自由平等学说，鼓吹革命排满者日众”。
李金强认为，香港被英国占领后，国内大量华人移民香港，形成了一个华人社会，而英国人又将自己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制度都搬到香港，使香港成为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所在地。
“四大寇”声名鹊起，是香港革命启蒙思想具体表现之一。冯自由所著《革命逸史》有“兴中会四大寇订交始末”记载，“故孙（中山）、陈（少白）、尢（列）、杨（鹤龄）四人每日在杨耀记高谈造反覆满，兴高采烈，时人咸以四大寇称之。”
杨鹤龄把其父开设店铺“杨耀记”，作为革命畅谈之所，成了名符其实的革命联络点。孙中山在自传《孙文学说》也有记述：“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尢列、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
革命报刊也开始蓬勃发展，思潮激昂。在兴中会成立初期，报刊宣传极为有限。1895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知创设宣传机关之必要”，遂于1899年派陈少白到香港筹办党报。党报定名《中国日报》，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义，当年12月正式出版。
出报前期，由于并不清楚英政府对华政策，也“未敢公然高唱革命排满之说”，但在半年之后，港英并未加以约束，《中国日报》措辞“始渐激烈”，乃引起中外人士之注意。1900年，革命出版物“风起云涌，盛极一时”。1901年，孙中山让郑贯公从日本归国，出任《中国日报》记者，介绍欧美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学说，受到香港民众广泛欢迎。
当时内地报刊，排印全部采用直行长行，《中国日报》仿日本报式，排印横行短行。起初被很多人非议，“《中国日报》毅然不屈”。很快，在香港、广州、上海各报陆续采用了横行短行，这也是《中国日报》给中国带来的一场报式革命。
1902年，革命书报进入全盛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