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渡香港的深圳人不敢回来，家里人又拿不到证件赴港，于是双方约定日子，在沙头角桥两头相会。其实相隔仅30米左右，隔着关口见面、喊叫。看得见，听得着，但无法接触，这就是当年沙头角著名的一景“界河会”。当年的“界河会”现场。
5、广东压缩城镇人口有人不返乡想去香港
当时，正值广东城镇压缩人口，厂矿相继停产，中技学校停办，产生了大量富余人员。据统计，1962年头5个月，东莞县压缩城镇人口1180人，精简职工8773人。这些人不愿意回农村，想去香港寻找出路。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报告》中透露，这部分人约占当时逃港人流的20％左右。
李富林回忆说，当时，香港经济突飞猛进，许多建设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过去流港的大多给予颁发香港身份证，粤港经济的巨大差距导致一些群众渴望逃港。
但是，1956年开始，港英当局开始无理限制入境，群众的正常来往得不到满足，大量内地群众选择偷渡。李富林回忆说，当时，港英当局还对群众挑拨离间，说不是港英当局不让群众过去，是中国政府不让群众过去的，把矛头指向中方。
6、逃港风波连锁反应广州东站风波又起
这次逃港风潮到底逃出多少人？据宝安县外事办的统计，1962年从4月下旬至5月23日，外流出境的总人数约6万人次。据英方宣布:从4月底至9月底，由陆地边境上偷渡过去的约7万人次，最终获得成功的估计约有1.2万人。逃到宝安的有十多万人。
由于大批群众要逃港，很多境外媒体纷纷借此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一些人借此妄图制造社会混乱。这次逃港不仅在宝安周边地区引起混乱，而且还波及到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广东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并在一些地区引起骚乱。
1962年6月1日，广州及附近县的一些居民听信“英女王生日，‘六一’大放（入境）三天”的谣传，1000多人聚集广州东火车站售票处门前，等候购往平山、深圳的火车票，晚上增至2000余人。广州市公安局派出宣传车进行教育劝导。人群中有人挑动群众起哄闹事，继而发生骚动。到现场了解情况的广州市副市长孙乐宜也被数百人包围哄闹。6月2日零时，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强制收审闹事人员，才迅速平息事态。
十多万劳动力外流，严重破坏农村生产。海丰县有一个生产队，集体逃港前将7头耕牛杀了5头，回来无牛生产；有的群众甚至破产逃港，将家中东西卖光，钱粮用光吃光，生活更加困难。
大量逃港人群聚集宝安，直接影响宝安的社会治安。宝安县公安局调查反映，当时，在横岗至盐田途中抢食物的十分常见，附城公社水贝生产队的深惠公路和横岗至盐田公路上都发现有逃港人员排队强行拦车。在边沿铁路交通沿线，有的村庄、商店由于害怕外流分子捣乱，天未晚就关门睡觉，闭门不做生意，有的不敢单独生产，晚上不敢出门开会。
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到广州视察工作，当听到广东省委汇报到宝安一带逃港风时，他十分敏锐地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