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双脚，本期望踏出生存之路
2
最早的偷渡，始于1949年
在1949年之前，深圳河仅仅是一条河。在河两岸农民的生活中，它作为边境的概念并不那么明晰。虽然有一条法定通道罗湖桥，但是农民们都习惯就那样牵着牛涉水而过。沿岸村庄田地犬牙交错，有时收工晚了，过了境的农民便不再回家，在对岸的茅草棚里过夜。两地的人，往往是同一个祠堂的分支，各姓联姻省亲，融为一体。
但这一年的10月，深圳河作为粤港两地的分界线，其标识意义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中国内战进入尾声，10月19日，南下的解放军止步深圳河北岸。港英政府在南方建起铁丝网。随即，大量与旧政权有关系的军政人员及地主、有钱人逃到英国管理之下的香港。这就是最早的偷渡。
1950年7月，为整顿边境治安，中国政府决意对粤港边境实行封锁。除建立全新的严格过境程序、清理“不可靠”人员外，1951年，当地还实行“镇反”。
镇上每条街道每十户居民组织起来，成立小组，每5天开会对号点名，登记情况。在构建严密的控制网络后，政府着手建立边防区，在边境一带划出一块空地，作为“安全保护区”。相关文件显示，最初的“安全保护区”东起大鹏湾，西至矛洲河，南从深圳河起，北至山厦，长91公里，深19公里。其中包括三道防线，从荷枪验证，到警犬巡查，戒备层层升级。
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政府下令，即日起封锁河口，凡私自进入三道防线，均视为“叛国投敌”。自此，牵牛涉水、草棚过夜、联姻省亲这样无拘束的两地往返自由不复存在。
3
大陆第一次政策“放宽”
港英当局立即反对
鸡蛋撞高墙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一演就是30年。
1956年前后，深圳地区已基本建立起完备的边防管理体系，包括军事警卫制度、清理并迁离边境地区危险分子、划设边防区、实施边防区居民证和通行证制度等。但粤港两地多年来的天然联系仍持续不断。
1957年春节期间，粤北大水。边境地区成千上万港澳同胞“衣锦还乡”，对内地受灾群众刺激很大。这对饱受整风整社、开会斗争之困的广东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偷渡外流渐成趋势。
由于当时粤港两地实行对等限制入境，使得以陶铸为首的广东省委感到非常为难：“本来香港殖民者限制入境是人民与香港殖民者的矛盾，反而造成我们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尖锐化。”
6月，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王志向省委呈递报告，认为应该从宽对待，报告还提出设想：“目前国内尚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和失业，我们既然不能包起来，去香港打工这条路就不应该堵死。”
于是，广东省委决定大胆制定放宽群众出境赴港的政策。该报告很快批准了：允许群众自由选择沿边、沿海的适当地方出口。这是自新政府成立以来，大陆第一次向香港实行“放宽”政策。据省公安厅提出的“意见”，放宽范围更包括“珠江口以西靠近澳门地区，包括广州、佛山、珠海等11个县市”。
但由于保密措施不严，东莞县提前透露了这一消息，并迅速蔓延至宝安县、惠阳县等边境地区，掀起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偷渡外流的第一个高潮。这就是“大放河口”事件。
仅仅两三天的时间，各地群众蜂拥来到宝安，情况变得不可控制。福田上沙农业社第一生产队，15个男人跑了13个，不久连剩下的两个也逃了。在最为严重的7月，东莞每天成群结队的人向边境偷渡，晚上更达上千人。两个多月时间，内地外流劳动力6千余人。
港英当局迅速表态反对，英国政府向北京发出“照会”。北京当局因此直接命令宝安县委“从速反映情况”。
由此，不足4个月的放宽政策被收回，另一边，又号召群众“坚决打退外逃风”。
4
1962年，一轮大规模的逃港潮骤然而至
“大放河口”的潮水退去不久，接下来的大饥荒，使广东省企图偷渡的人数再度激增。虽然宝安县1959年粮食丰收，并无饥荒之虞，但是全县副食品供应不足，与香港居民生活差距较大。
1961年6月，宝安县呈递报告，申请允许组织群众将柴草出口香港换肥料。时值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报告获广东省委批准。8月，宝安县再度呈递报告，申请进一步对港开放，允许居民“每月去港不超过5次、每次每人带出农副产品价值不超过5元、带入物件重量不超过5市斤或价值不超过5元”，获得省委再度批准。
事实上，陶铸在6月两次视察宝安县时，认为适当放宽边防，对搞活地方经济有好处。”同年9月25日，广东省委又一次同意放宽边境。
次年3月，广东各地开始出现饥荒，同时，“英国女王登基周年大放（入境）三天”等谣言四起，一轮大规模的逃港潮也骤然而至。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150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外逃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
宝安县委于1962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叙述：“这次大批的群众外流是从4月27日开始，5月中旬达到高潮，5月22日采取‘堵截’等措施后，至月底基本平息。由于持续时间长，波及面比较大，不仅惠阳、东莞、宝安三县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12个省的群众亦相继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往边境的公路上，外流的群众成群结队，络绎不绝，一时铁路、公路客运顿然紧张。从4月27日以来，外流人数不下十万人次。”
事态愈演愈烈，已经超出控制范围，超出1957年的状况。到港人数的增加，引起港英当局，甚至国际上的关注。周恩来总理对此作重要指示。1962年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把被港英政府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逃群众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
而此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变化。1962年4月，新疆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发生6万余居民逃苏事件，下半年，中央再次提出狠抓“阶级斗争”。深圳河边放宽政策再度收紧。
5
“反偷渡的红旗村”，青壮年逃了大半
从1963年搞“四清”运动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前，偷渡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跟“阶级斗争论”挂钩。
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背景下，结合到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问题，宝安县决心在梧桐山上的西坑村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轮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连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此外，文艺工作者还排演了戏剧《仇恨》，讲述一位少女偷渡香港后与流氓结婚，最后染上梅毒惨死街头的故事。在场观众无不被之感动，这时候，事先安排好的人就会出来，带领观众高呼口号：“逃亡香港死路一条！”
可是，口号喊完了，肚子的问题还是要解决，知青的困顿仍然未解开。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最终还是守不住。
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在一次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演出中，帷幕拉开，竟找不到饰演主角李玉和的演员。事后一查，方知其人原来已经跑了去梧桐山的那头———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