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香港权力交接，无论新任特首梁振英，还是卸任的曾荫权，都面临着信任危机，信任他们的民众不超过五成。举目四望，在香港谁堪信任？唯有廉政公署耳！
99%的香港人信任廉政公署，也许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公权力机构能够达到如此之高的信任度了。廉政公署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执法机构，更成为香港人对法治的精神寄托所在。
2012年的廉政公署备受关注，包括曾荫权在内的政府高官遭到廉政公署的调查，而梁振英的发展局局长麦齐光刚刚上任两周，便获邀前往廉政公署“喝咖啡”。梁振英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把还没点起来，就让廉政公署泼了一瓢冰水。前任政府也好不到哪里去，前政务司长许仕仁已经被起诉。无论现任还是卸任的官员都难以逃过廉政公署的法眼，虽然让政府很难堪，但是却让民众对香港的法治充满信心。香港的“廉洁之都”的美名端赖廉政公署。
就在三十多年前，香港却是世界有名的腐败之都。英国媒体关于香港的报道超过七成都与腐败有关，彼时的香港腐败不是什么新闻。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香港经济起飞、人口增加、资源短缺，警察队伍腐败至极，不要说打击犯罪了，即便消防警察也要在灭火之前敲一下竹杠。警察，尤其是高级警司成为香港黄赌毒集团的后台老板，就像一位贪污了500万的警司韩德所说：“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自然。”更可怕的是，集团腐败让香港跌入了腐败的陷阱中：任何反腐败的力量都是虚弱的，即便要做到“出淤泥而不染”都不可能，因为那些在酱缸中的蛆虫害怕“清者”告发他们。
2009年拍摄的《金钱帝国》便是香港腐败的写照，也是香港从腐败走向廉洁的刻画。腐败是人类社会难以消除的痼疾，但是可以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二战结束之后，港英政府也在不断地寻找治理腐败之道，但是成效不大，根源在于没有独立的机构专司防腐。直到1973年葛柏案出现之后，新任总督麦理浩爵士才下定决心建立一个直属于总督的反腐败机构。
葛柏是香港的总警司，在退休之前已经有人举报他贪污腐败，香港警方给葛柏送出了一张传票。葛柏见状不妙，三十六计走为上，当时的法律存在一个漏洞：在一个星期内说明自己的财产来源，葛柏便利用这个空档，熘之大吉。葛柏“跑路”之后，香港舆情激荡，新任总督麦理浩爵士委托高级按察司百里渠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让总督很为难：如果不设立独立的反腐败机构，香港民众是不会相信政府的。
于是，总督麦理浩设立了一个“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独立于警察机构，专司反腐败。廉政公署成立之后便开始了打虎行动，葛柏就是第一只大老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75年葛柏被引渡回香港受审。此案树立了廉政公署在香港民众中的威信，随后，越来越多的警察受审，最终引发香港警察的游行，甚至冲击廉政公署。多数警察都有贪腐的劣迹，香港在腐败的泥潭中陷得太深了，在一个浑浊的世界中，不可能用一两滴特效溶剂就能换来朗朗乾坤。
如果一个社会误入歧途太久，要想“回到从前”就太难了，纠错成本高到主政者都露怯，麦理浩爵士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1977年1月1日之前的贪腐行为既往不咎。这样，警察与廉政公署之间的恩怨得以化解，而廉政公署的公信力也得以确立。葛柏案确立了廉署对公权力的监督与制约，80年代的佳宁案则确立了廉署打击经济犯罪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