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发表高校招生改革文章。
扔这个“炸弹”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因为，废弃高考、实行推荐上大学，原先都是毛主席决定的，而当时“两个凡是”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说这种话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将真实意见说出来。“如果说了，兴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点风险还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种机会太可惜了。”
座谈会结束后，查全性回到学校，向学校传达了座谈会的情况，也向家人说了在会上发言的事。
查全性一家五口，夫人张畹蕙是他的老同学，当时担任武大化学系教师；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3年，回城当工人5年，当时在武重车间工作；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钟祥劳动；小儿子还在读初中。
“那时，两个大孩子都在努力适应环境，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追求进步。虽然心里也想上大学，但当时大学招生的机会绝少轮到他们。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更没想到我个人会对这个事有什么影响。”
查全性的大儿子听了情况后，还曾担心地说：“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就是头号大右派了。”
但是，重大的转折终于真正发生了。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关闭了11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
1977年冬天，举行了至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万学生报了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这些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
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参加冬季高考，一个考上武大物理系，一个考上武大化学系。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与他们同住一楼，有3个子女同时考上大学。捷报传来，张畹蕙在楼下见到吴教授，连连致贺：“恭喜！你们家连中三元！”吴于廑也喜不自禁地说：“同喜！同喜！我们两家五星高照！”
如今，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许多已成为社会的精英和栋梁。查院士的大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先后出国深造，获得美国博士学位。查全性说：“我那次发言，也使我子女们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1980年，查全性被评为中科院院士。除了在1978年至1982年担任化学系主任外，他一直未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他说：“我不是那块料，个人的能力、性格都不适合从事行政工作。”
如今，查老仍在指导博士生。只要天气晴好，他都要到实验室去。闲暇的时候，他爱到珞珈山的小径上散步，“武大的环境很好，在山林中走一走，神清气爽，特别舒服。”
三十年来，高考和高等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高考上大学是公费读书、毕业分配工作，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并轨、扩招、学费增加、自主择业，再到本世纪初的分省命题、自主招生。高考一直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在争议中前行。
对于如今的高考，查老说，高考肯定要改革，到底该怎么办？还是应该多听专家的意见。
他认为，“一考定终生”肯定不是好办法，理想的高考制度是：大家参加统一笔试，再加上学校推荐加面试。这样就可以对一个人得出比较准确的评价。不过，实行后者的前提是社会风气要好。
“如果高校能实行‘宽进严出’的招生办法，则会更好。”他曾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里斯大学考察，发现该校每年招生10万，第二年这些人只剩两万，最后毕业时不到一万。通过逐步淘汰，学生质量得到了保证，被淘汰者学到了一定知识，也不太痛苦。
他认为，“可惜的是，我们目前的社会风气不允许这些东西。相对而言，目前的高考让大家都经过一个相同的检验过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公正，仍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
人民日报文章《高考以后》。
恢复高考：时代的拐点，新的春天到来
千万人命运的转折点 高考史上的特例
十年文革，让中国和当时的年轻人失去了不少机会。在最应该读书的年纪，这些学生四处串联、上山下乡，但是很多人依然没有忘记学习，可是可供看的书太少，学习的氛围远远不够。1977年，停顿10年的高考在邓小平的拍板下得以恢复，多少青年奔走相告，为之欢呼雀跃。当年的12月11日-13日，全国570万青年开始争夺27万个大学生名额。1978年7月，又有610万人进入考场。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两级学生走进大学课堂，这恐怕是高考史上的特例。
经历了动荡坎坷，深知国情的青年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这一批人在学校如饥似渴地看书，从教室到图书馆，从早到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用功。而学生之间的年龄和阅历也相差很多，这无疑形成了一种竞争的氛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思想解放时期，文革刚刚结束，国家开始走向复苏和正规，何去何从，怎样发展，怎样看待过去的十年，这些都是大学生们思考的问题，他们想找到答案，同时也发表自己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