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周公馆
团结文艺界朋友
周恩来历来重视文艺工作，对上海文艺界的进步朋友十分关怀。他在沪期间，尽管工作繁忙，但仍经常邀请田汉、阳翰笙、胡风、夏衍、黄佐临、白杨、秦怡、张瑞芳等来周公馆聚谈，认真听取他们的要求和建议，鼓励他们坚持进步，为争取明天的胜利多做工作。
1946年9月16日，为抗议国民党拖延和破坏谈判，周恩来由宁抵沪，21日，在周公馆召集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于伶、周信芳、刘厚生、白杨、黄佐临等50余人到会。这是一场令人记忆深刻的座谈，周恩来和大家谈笑风生，他高度肯定了抗战胜利一年来进步文艺运动取得的成绩和发挥的作用，指出文艺只要不脱离时代和人民，就一定能有光明的前途。他希望大家加强团结，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不作无谓的牺牲。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迅速腐败，逐渐失去民心，与共产党又是一面假意和谈，一面准备内战。民主无望，前景暗淡，焦虑不安的情绪在文艺界进步人士中普遍存在着。周恩来的话，好似清风阵阵，吹散了他们心头的乌云。其中，周信芳和黄佐临，就是听了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和未来的展望后，放弃原本出国或去香港的打算，决定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周公馆里的“洋”客人
在周公馆的座上宾里，还有两位“洋”朋友。1946年7月，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去往延安之前，专门来上海会见了“周将军”，周恩来向她介绍分析了国民党发起内战的情况，以及必然遭到溃败的根据。
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应周恩来之请在上海创办了新闻通讯社，决心为“民主、进步和统一的中国而奋斗”。他把周公馆当成自己的家一样。周恩来在沪期间，他们一起讨论形势。有时他也与外联组组长陈家康谈论事务，还会帮助周公馆里年轻的工作人员润色英文稿。他所办的《上海时事通讯》虽然发行量不大，但通过关系寄往国外后，扩大了党与许多有影响机构的联系，争取到了新的支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