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周恩来在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留影。
位于上海卢湾区思南路73号的“周公馆”，绿树掩映，环境幽雅，一幢红瓦双坡屋面的西式洋房，带着岁月熏染的沧桑。曾几何时，这里谈笑皆鸿儒，满座尽高朋，他们都是何方“神圣”，又是为何而来？让我们先从“周公馆”的来历说起。
不让设立办事处就称“周公馆”
“周公馆”实际上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为了适应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具体情况，才对外公开称作“周公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正在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也要随之到南京。当时，首都南京固然是政治中心，但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云集了很多政界要人和民主人士。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在南京设立办事处的同时，也要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一来为党在国统区的活动提供合法阵地的，二来也使中共代表团的活动有回旋余地。
关于办事处所需房屋，周恩来1946年4月2日致函宋子文：“敬祈饬属在南京拨予房屋两幢，在上海拨予房屋一幢”。国民党当局表面上一口答应，暗地里却一拖再拖，直至蒋介石亲自干预，上海的房子终被“婉却”。
其实，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抱太太希望，在与国民党正式交涉之前，他就委托地下党员设法在沪宁物色租借房屋。1946年3、4月间，由乔冠华、龚澎经手，秘密租下马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的房屋。但是，国民党借口谈判地点不在上海，不让中共代表团在沪设立办事处。房子租下来后，先是以《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宿舍的名义对外的。6月中旬，董必武由宁抵沪，当他得知中共驻沪办事处设立受阻一事后，便说：“不让设立办事处，就称周公馆，是周恩来将军的公馆。”
与民主人士“评报”
1946年7月至10月，周恩来先后四次来沪，每次都与谈判有关。他一到上海，无党派人士郭沫若、民盟的沈钧儒、民进的马叙伦、民建的黄炎培等老朋友便登门周公馆，他们围坐一圈，叙谈时事，不分彼此。像宋庆龄、张澜、马寅初、柳亚子、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陶行知、周建人、梁漱溟、许广平这些爱国民主人士，也经常或有时在周公馆看到。
在周公馆，周恩来还是按照南京梅园新村的惯例，让负责外事工作的同志给大家“评报”，作为与民主人士和朋友们交流思想的形式。所谓“评报”，就是围绕国内外舆论关注的大事，一边读报一边评议。因为当时国民党新闻管制严格，所以读的报纸多为外国报纸，总体上比国内的报纸更为客观些，但有时也不乏政治倾向明显的报道。
一次，工作人员读到一篇周恩来批评美国援蒋内战政策的报道，周恩来插话说，“我曾多次向马歇尔说过，不能一边援助国民党，一边进行调停。”
“好像自6月调停以来，马歇尔越来越失去了公允的立场。”黄炎培也从中看出一些问题，不无担忧地说。
“我看见，一列一列，挂着星条旗的救火车，开过来了！挂着星条旗的救火车，扑向中国内战的火焰！战火，越燃越烈，因为救火车喷出的不是急缺的水源，而是汽油！”郭沫若诗一样的语言，极富冲击力，引起大家一致叫好。
“看样子，美国的态度不转变，内战也不会停呵！”沈钧儒则摇着纸扇说。
大家言来语往，讨论非常热烈。民主人士大多很有见解，但也有认识不到的地方，周恩来总是心平气和的讲事实，摆道理，对纷繁复杂的时局作精辟分析，从而让他们认清大局大势，坚定为民主和平斗争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