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资料图）
清廷重臣用新词反新词
对于主要由日语汉字借词构成的“新名词”进入为国选材的科举答卷，甚至官吏文稿公牍，最后甚至是上谕这样一些体制内的正式文本，清末朝廷中的一些重臣是持反对意见的。“满洲第一才子”端方，曾经支持过戊戌维新，事变后因为李莲英与荣禄的保护而未受株连。他在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与立宪改革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据说，有一次端方在批一位考生的课卷时，写批语道文章“有思想而乏组织，惜新名词太多”，一时传为笑谈。因为他忘记了“思想”、“组织”这些字眼本身就是来自日本的新名词。
从感情的激烈程度而言，对新名词最为深恶痛疾的是那位在清末倡言“中体西用”，由学务起家的重臣张之洞。张之洞一生开风气之先，在湖北首倡新政，废科举、办学堂，也曾经资助过《时务报》。据说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1905年清廷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堂，成立学部总管其事。两年后，慈禧太后召张之洞入军机，以相位兼管学部工作，对学部满尚书荣庆形成掣肘之势，这是慈禧一贯的用人之道。张之洞一生仕途的最后一程，便是以中堂的身份管理学务，虽然驾轻就熟，风格则较之早年的“孟浪”而更为稳健。这位张相爷对于新名词的憎厌，在当时流传很广。据说，当时学部考试东洋毕业生，照例要派京官来相助校对。学部司员们的拟定候选人名单中有留日归国的汪荣宝。这位汪荣宝曾和叶澜在1903年编纂出版过新名词词典《新尔雅》，风行一时。也许，学部司员便是考虑到汪的留日背景及其对新名词的熟悉而作出推荐的。张之洞指着汪的名字说“是轻薄子，不可用”。然后拿起红笔就把这个名字抹了，并回头对满尚书荣庆说，我翰林院难道没有一个人能胜此任的吗？
张之洞看到公牍奏疏这类体制内的正式文稿使用新名词,常常是锱铢必较的，据说一般是立刻用笔抹掉，并注上批语“日本名词！”。后来他自己突然想起来“名词”这个字眼本身就是新名词，便改注“日本土语”。（江庸《趋庭随笔》）与这个故事有关的传说还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其中一个是说，张之洞有一个门生，要出差去外国，向老师辞行。张问他什么时候启程，他说“办完了出国‘手续’就走”，张说“以后不要用这类新名词”，那个官笑对说，“新名词”三个字也是新名词。（陈英才《两湖书院忆闻》）。另一种说法是，他请幕僚路某拟一办学大纲，见拟就之文中有“健康”一词，便勃然大怒，提笔批道：“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殊觉可恨。”掷还路某。路某便半开玩笑半较真地回答说：“‘名词’亦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可恨。”这个路某就是路孝植，是路润生的孙子。张之洞默然不语，若有深思，旋即问别人：“路某乃润生之孙耶？”边上的人回答说是，张轻轻地说：“不愧为名人后裔。”张之洞沉默良久的原因，是在默想旧书。如果旧书中曾有“新名词”三字，恐怕路孝植或将受惩，也未可知。
张之洞拒听“亡国之音”
还有些人的遭遇就没有路孝植这样幸运了。有一次一个翰林奉派出国，去见张辞行，说：“到国外见到的情形，随时向中堂‘作报告’。”连说两句，张都不理。来人以为他没有听见，又说了一句。张说：“我不愿听这亡国之音。”更有甚者，有一次学部一个部员进稿，中间有“公民”二字，张立刻“裂稿抵地”，大骂。就是撕碎了稿子扔在地上，口出恶声，显然情绪是激烈到了极点。
曾经有一位倒霉的考生名叫冒征君，字鹤亭。他应朝廷经济特科的考试时，在答卷文章中用了“卢梭”二字。经济特科是清廷自1897年开始推行的一项科举补充政策，目的是让一些研习新学的读书人可以不走八股取士的途径，经由地方学政保举，直接进入中央一级的考试选拔程序。中者称为“经济特元”，如清末学部图书编译局局长袁嘉谷便是最后一位“经济特元”。这位考生遇到的阅卷考官是张之洞，“卢梭”这个新名词就犯了张的忌讳，因而被贬斥不中。当时都中有人写诗调侃他说，“赢得南皮唤奈何，不该试卷用卢梭。从今卷起书包去，且应明年进士科”。（张之洞是直隶南皮人，又称“张南皮”）
关于这位张中堂厌恶新名词的传闻很多，大多绘声绘色，倒也并非空穴来风。1908年2月1日，《盛京时报》刊出《张中堂禁用新名词》短讯一条：
闻张中堂以学部往来公文禀牍，其中参用新名词者居多，积久成习，殊失体制，已通饬各司，嗣后无论何项文牍，均宜通用纯粹中文，毋得抄袭沿用外人名词，以存国粹。
显然，这位始终极力贯彻自己“中体西用”主张的张中堂，并不只是出于情绪而讨厌人们在公文中使用新名词。禁用亦非完全出于他个人的好恶。这类来自日语的汉字借词，一般未加任何解释就为人所沿用。望文生义，以讹传讹的弊端也不是没有的。更重要的是，张之洞也许深切地忧虑这种语言文字上的变化会最终撼倒“中体”。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他百年前的这种忧虑，似亦非完全的杞人忧天。只是，张之洞要求大家“通用纯粹中文”，若连他自己都使用“新名词”三字而不能立刻自觉，又如何能以孤臣孽子之心而遂投鞭断流之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