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何沁，原题为：《五、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战争战略问题的进一步总结》，本文系节选
在制定和执行党的战略方针和实施战略转变过程中，党内曾出现过一些意见分歧，这主要是一些同志的思想还不适应新的情况而对新的方针不理解，这是认识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并经过中共中央的说服教育，错误认识逐步得到克服，思想认识在党中央正确方针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但到了1937年底和1938年上半年，党内又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的人不同意党的正确方针，提出一系列错误主张，这就是王明右倾错误。
王明自1931年赴莫斯科后一直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1937年11月29日，他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延安。当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国共统一战线，中国抗战主要依靠国民党。他们过高地估计了执政的国民党的力量，主要期望由它所领导的政府和军队来抗击日本侵略军，因此生怕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紧张起来，会使国民党退出抗日战争。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经指出：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努力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很显然，这些意见和看法是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
王明回国后，通过在会议上作报告和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提出一系列错误主张和观点。1937年12月9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会后，他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赴武汉同国民党谈判，后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由他担任长江局书记。在武汉，他继续以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1938年1月1日，在《群众》周刊第四期上发表由他起草而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同期并发表了他的文章《挽救时局的关键》。他还到武汉大学等处作讲演，继续鼓吹他的错误主张。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政治报告。会后，他在武汉又自行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发表。
总的来说，王明也是主张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和中共中央没有分歧。问题在于如何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以及如何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在这个问题上，他和中共中央则存在着原则分歧。王明的根本错误在于，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转变和作用，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作战。为了拉着国民党抗战，就在政治上、军事上提出一系列迁就以至于投降的主张。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抹煞阶级矛盾和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抹煞国共两党在抗战指导路线上的原则分歧，认为只能“以抗日或降日为分野”。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实际上是只讲联合不讲斗争，自愿放弃无产阶级对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在军事上，他主张：第一，“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极力贬低游击战的作用，说什么：“我们相信没有统一的正规国防军决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大家都喊游击战，好像有了游击战甚么都不成问题似的，其实单有游击战，没有与正规军配合，是不能有决定作用的。”（《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3页。）第二，要“建立真正统一的”国民革命军。真正统一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和统一作战行动。他认为，红军编为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受最高统帅及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努力执行统一作战计划和表现统一作战行动”。要“打破拥兵自卫的传统”。第三，要以国民党军队为主，“建立几十师团的有新式武装的部队作为全军的骨干”。认为只有创建了这样的正规军作骨干，“才能达到在长期抗战中消耗敌人和歼灭敌人的目的”。他甚至幻想国民党能“以大公无私的态度”，“抛弃一切派别和门户的偏私之见”，从八路军中抽调部分部队武装成这样的师。
可以看出，王明在军事上的主张的根本点是，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把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正规作战上；轻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对党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方针，采取了怀疑和反对的态度。其实质是，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这是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放弃党对武装斗争和军队领导权的错误的翻版。另外，王明从回国后就重视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斗争，热衷于与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轻视敌后游击战争。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城市中心论”的“左”倾错误在新的形势下的变种。王明没有认识到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中国革命同样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用广泛的游击战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最后战胜盘踞在点线（城市和铁路）上的日军。王明的错误主张，虽然在党内没有多大市场，但由于他是打着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因而也迷惑了一些人，使他们一时不能明辨是非。王明到武汉以后，极力贯彻他的主张，在实践上造成了危害，最直接的就是武汉地区的群众游击战争没有及时地组织、发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