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提醒总理衙门:“惟目前筠仙兼英、法二使，责任较重”，而且“英人尚无间言”。德国报界对刘“颇有微词”与英国人对郭“尚无间言”形成鲜明对照。最后，他婉转但又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由于郭刚从伦敦到巴黎，所以总理衙门应致函慰问，“以安其意”，等到找到合适人选再准郭离职。相反，刘锡鸿在德国若如“李监督等所云，于大局既无裨益，且与筠仙积怨成衅，咫尺相望而声息不通，徒为外人所窃笑，似属非宜，想高明必有以处之”。虽未明言，但留郭免刘之意却又极为明确。稍后，李鸿章专门致函反郭较力、素与自己作对的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他在信中解释说之所以如此主张，“盖深知筠仙心肠尚是忠爱一路，惟素性褊急，自出洋以来为刘云生所窘苦，势难并立”，所以自己才“进此调停之说”，但自己并不知道郭刘互相参奏孰是孰非、朝廷谕旨如何处置、总理衙门又如何调停。由于郭嵩焘“退志既决”，英国报纸也报道说他将因病告退，所以还请总理衙门慎重处理此事，他认为此事重大，总理衙门应与恭亲王奕訢相商再作决定。
但是，朝廷内外反郭力量甚强，纵然李鸿章权倾一时，他的免刘保郭之论根本不可能为清政府接受，只能暂时维持郭、刘现状。但结果仍然是驻英与驻德大臣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满城风雨，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反郭拥刘者众的情况下，清政府决定将郭免职调回，不少人还想将郭嵩焘查办治罪。李鸿章知道事情已无可转回后，又专门在7月10日致信总理衙门再“论郭刘二使”，强调“惟英使一席，关系綦重，名位既须相称，才望亦要兼优。筠仙尚为英人所推许，颇难为继”，所以挑选继任者一定要慎之又慎。一方面是为总理衙门选人建言，另一方面也是为郭嵩焘美言，间接反对将其治罪。同时，他在这封信中还借一位德国人之口说刘锡鸿“职任名望俱卑”，并指刘在德“不甚见礼于当路”，因此他能否胜任外交工作大可怀疑。最后他明确说出自己对刘的处理意见:现在可“暂留”，但“将来似宜撤换”。
1878年8月，清廷下令将郭、刘二人同时调回，本来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顺便说一下，1879年1月末，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到达上海后，他心力交瘁，请假归乡。5月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城遍贴揭贴，指责他“勾通洋人”。不久，朝廷便诏允其休。就这样，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以后他仍时时深忧国事，常向友人倾谈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种种看法，一些开明之士对其学识也盛赞不已，对其不为朝廷所用深为惋惜，但终不再被朝廷起用。
李鸿章此信不长，但其“背景”却委实不浅:传统中国世界观的变迁，近代中国在屈辱中走向世界的艰难过程，“窝里斗”的习性，由“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导致的一些人喜打“小报告”的政治生态……
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下令将驻英公使郭嵩焘、驻德公使刘锡鸿同时召回，由曾纪泽、李凤苞分别继任。在这一纸“公平”对待郭刘二人的命令下，潜藏着两大政治力量的激烈较量，是经过了一番角力后才达到这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