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朝野的一片反对声中，李鸿章却对郭嵩焘的《使西纪行》表示支持。郭嵩焘出洋后，李鸿章与他密切通信。在1877年5月9日给郭嵩焘的信中，李鸿章说从总理衙门得到他的“行海日记”后自己“循览再四”，赞扬其“议论事实，多未经人道者，如置身红海、欧洲间，一拓眼界也”。在1877年7月11日的信中，他更鼓励说:“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但二十年来自己仍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兴办洋务，因此更感郭的“崇论闳议，洵足启发愚蒙”。在给他人的信中，李鸿章为郭甚抱不平:“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李鸿章的支持，对面临巨大压力的郭嵩焘当然是莫大的鼓励。但在驻英大使内，郭嵩焘还面临着与自己的副手刘锡鸿愈演愈烈的“窝里斗”。刘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暗中监视郭的一举一动，从一开始就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清政府担心内斗会影响外事工作，于1877年4月改派刘锡鸿为驻德公使。刘与郭同为公使，使刘气焰更高，对郭的攻击更加猛烈，甚至达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程度。如有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认为这都是“汉奸”行为。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由于朝中有人支持，刘更是接连上奏朝廷，发函总署及南北洋大臣，诬陷郭嵩焘。对刘的陷害，郭嵩焘当然倍感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退意渐浓，多次上奏要求调回国内。
对郭刘之争，李鸿章当然支持郭嵩焘。1877年11月初，李鸿章致书郭嵩焘，密告朝廷将以李凤苞取代刘锡鸿出任驻德公使，要郭不要称病乞退，同时劝郭千万不要公开与刘决裂，让外人见笑。由于清政府外派大臣事宜渐次开展，一时人才奇缺，于1878年2月底任命郭嵩焘兼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然而，刘锡鸿等人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于5月6日列举郭嵩焘十大罪状，洋洋数千言，大到造谣说郭嵩焘总“向英人诋毁时政，谓中国将作印度，或被吞并于英俄”，小到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想学外语等等全都是罪过。其用心之刻毒、言辞之激烈严峻，超过以往。
这些“罪状”，总理衙门无法核查，不能全信，又不敢不信，左右为难；同时，面对驻外使臣间势同水火的矛盾，总理衙门也感到难以调和处理，几次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当然是为郭嵩焘辩护，在这封1878年6月20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他十分巧妙地为郭辩解。由于他与郭的关系、对郭的支持尽人皆知，所以他首先不直接为郭辩护，而是借到德国了解中国在德学习军事的“武弁”情况的船政留学生监督李凤苞之口来指责刘锡鸿。当然，他先要强调李凤苞人品可靠:“监督李凤苞素最谨饬”、往回禀报时从来是只报告留学生学习情况而“不及其他”，但有一次来函却报告说德国的报纸对刘锡鸿一直“颇有微词”，而刘也经常“托病不出”。他强调“语多含蓄，然亦略见一斑”。然后他再谈自己对郭、刘二人的看法:“平心而论，筠仙品学素优，而识议不免执滞，又多猜疑。云生志气非不要好，而性情暴戾，客气用事，历练太浅。其短长互见，谅在烛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