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资料图）
【关于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叛徒】
陈独秀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定为这四项罪名，都是因为他走上了与托派相结合的道路。但是，人们只知道陈独秀转向托派以后采取了与共产国际及党中央对立的立场，至于他究竟有什么主张，进行了什么活动，为什么是取消派、反革命，大家是不清楚的。党的决议都笼统地说他转向托派后“客观上”“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几乎成了铁案。即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建党有功”时，也不得不说：“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造成这种状况，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1929年陈独秀与托派结合开始，一直到他逝世，他的政治主张、托派活动以及与党的争论，都是在少数人中、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政治主张和某些重大的托派活动报道，也绝大多数发表在印量极少的托派油印的机关报、小册子、传单和私人通信上。这些稀少的材料原先保存在少数留存在大陆的托派骨干分子手中。但是，1952年12月23日，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一致行动，把大陆上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全部逮捕后，搞了一个全国性的肃托运动，所有有关陈独秀和托派的材料被彻底清查出来，作为绝密档案，分别由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一些有关单位严格管理。于是，陈独秀与托派结合的真相，也就封锁了起来。文革中，这些单位失控，资料管理混乱。1980年、1981年，笔者在收集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时，看到了这些资料，终于了解到陈独秀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42年逝世的系统思想和活动状况，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托派从1927年莫斯科留学生中产生，到1952年在大陆上覆灭的历史情况。
笔者在运用这些资料编辑《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内容包括陈独秀未刊文章、书信、别人写的回忆录及其他各种有关陈独秀的珍贵资料)的同时，写出了《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论文，1981年《历史研究》第6期以3万多字的篇幅发表了这篇论文，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文章以大量无可争辩的原始档案资料，叙述了陈独秀从1929年春到1942年逝世，与托派相结合、争吵、分离的复杂过程，以及在此期间他与共产党的矛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上，陈独秀始终没有放弃反帝反封建和反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立场，并且在他出任托派中央领导人期间，还采取了许多重大的革命行动；抗战爆发后，也作过许多抗日工作。所以不能称其为“取消派”、“反革命”。而他与共产党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反对党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认为革命应该像欧洲那样，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能离开城市、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否则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的希望，这自然是错误的，并且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完全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但这个错误的性质只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路线分歧。
1989年，按照《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思路，笔者写的《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全面否定了托派时期的陈独秀是“反革命”的传统观点。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陈独秀著作选》三卷本，收录了以上陈晚年内容更尖锐的书信和文章，并且是公开发行。1995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收录最全的《陈独秀诗集》。198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收录了笔者所写的“陈独秀”条目和1994年出版的《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丛书(10)收录的笔者所写的《陈独秀传》，都取消了传统观念上的九顶帽子。1994年，《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第51至100辑时，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一篇。
就这样，所谓陈独秀与托派相结合是“反革命”的罪名，在广大学者的心目中，已经推倒。同时，所谓“取消革命”的“取消派”和“革命叛徒”之类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所谓“反共产国际”原则上来说，没有错。因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才能胜利，不能由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遥控指挥。这一点，已经为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所证明。具体到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国民党不惜以发动战争的挑衅，强行收回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是企图煽动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进行反苏反共，削弱东北军地方武装，残害中国人民。党中央没有洞悉其奸，对这个涉及到中国人民民族利益的复杂问题，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提出了简单化的策略口号：“保卫苏联！”这是错误的。陈独秀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反对这个错误口号，而提出“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口号，则是正确的。在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是当时定陈独秀“反党、反共产国际”而被开除出党的一个重要根据。现在应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还他一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