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手”慈禧
毋庸置疑，晚清最后的五十年，一直处于强人政治模式之中，而那位政治强人，非慈禧莫属。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布兰德和著名汉学家白克浩斯曾经在《慈禧外传》中对这位女强人的个人魅力大加推崇：“她的个性与生涯，必将让她在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上标志并支撑着伟大性质的统治者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她一生的非凡成就，其铁杆拥护者们的忠诚奉献，是不能以平常的分析或比较来轻易解释的；但毋庸置疑，它们主要归功于那种被称为魅力的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品质，这种显然无关于道德、伦理、教养之类，无关于我们所谓的文明；她的吸引力是普遍的，它对大多数人类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正是这个女人的个人魅力，结合了她的强烈的活力与平易近人，为她赢得了尊敬，往往还赢得了喜爱，甚至赢得了那些有充分理由谴责其手段、否定其原则的人。这种个人魅力，这种微妙而有磁性的气质，无疑就是那种惊人力量的奥秘所在。”
诚哉斯言，慈禧的个性与禀赋恰恰让她成为驾驭传统威权体制的不二人选。她精明强干，在残酷的政治角逐中积累了丰富的阅历与经验。同时慈禧还具有强烈的权力欲，无时无刻都要求他人对自己绝对服从，将大权紧紧握在手中。这种家长制人格，正是强人政治最典型的特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无论是同治还是光绪，在个人气质上皆文弱而缺乏主见。后强而主弱，于是清廷最高层权力结构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组合，即慈禧与光绪共同分享皇权的合法性。
也正是这种最高权力结构的二元化格局，使得慈禧必须承担起引领清政府政治航向的重任。无论是旨在自强求富、改革经济体制的“洋务运动”，抑或深受甲午海战大败于蕞尔邻邦日本刺激而意图改变政治体制的戊戌变法，还是庚子国变后推行全面政改的清末新政，若没有老佛爷的推动或默许，这三次走向现代化的选择都不可能最终付诸实践。虽然这位叶赫那拉氏常因现代政治识见的匮乏与传统宫中妇人的脾性而备受世人诟病，但她的铁腕与强势，使她无愧于晚清改革总设计师的称号。也正是每每于命运攸关之际，利用手中的传统政治资源进行重大变革，慈禧也被时人视为不可替代的权威人物，特别是地方士绅们，将改革成功与否之希望完全寄托于其身上。1906年9月1日，由慈禧最终拍板拟定的《预备仿行立宪上谕》颁布，一时间士绅们莫不奔走相告，破涕为笑。甚至有人建议，因为慈禧的生日是11月25日，那么就将这一天作为立宪纪念日，“从此实行立宪，这次圣寿就是实行立宪的纪念。这等的好日子，拍着巴掌，跳着脚儿，要喜喜欢欢地庆贺大典”。可见，二十世纪初之中国，慈禧这位政治强人的光环尚未祛魅。
再牛的政治强人也是人，也有他老去的那一天。其实早在庚子事变中，慈禧已心力交瘁、疲态尽显。在逃往西安的途中，当军机大臣王文韶携带印信徒步三天赶来时，慈禧“立命入对，相持而泣”，边哭边说：“此后国家唯汝是赖！”女性所特有的脆弱无助此刻暴露无遗。归銮后，她更趋于老态消沉，岑春煊曾回忆：“太后晚年，锐气尽销，专以敷衍为事，甚且仅求目前之安。期以及身不变而已。不遑虑远图矣。”除了颐养残年，慈禧做得最多的，便是托孤。1905年的六月初一，体仁阁大学士那桐赴仁寿殿汇报工作。对于政事已颇显倦怠的慈禧，十分反常地对那桐说道：“尔近来办事甚历练，将来朝廷大事全依仗你了。”这预示着要逐渐对政权放手。
传统专制体制向现代民主政体的转型，强人政治往往是国家构建中必须经历且难以跨越的一个阶段。国家需要转型，转型需要政治强人。然而强人在推动国家前进的同时，由于缺乏监督与制衡，也会带来公共权力私有化、家族化、特权横行、贪腐肆虐等一系列恶果。而且如果国民形成了对某个政治强人的依赖，则容易产生“救世主”情结，认定强人可以摆平一切难题。然而，强人长期掌权，便导致整个权力系统的循环停滞，犹如人体血液流动不畅而引发管道淤塞，一旦有变，轻则瘫痪，重则毙命。
慈禧决定大撒把，这意味着清末政治航道大脱轨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