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多拉的“魔盒”
政治学家戴维·阿普特曾这样描绘政治强人的生命轨迹：“发展中国家‘英雄式’的领导人将权力个人化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有一天这一荣耀破灭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最终的下场。”既然载沣要效仿慈禧式的强人政治，那么他就必须将权力紧紧攥在自己手心。只是外甥的魅力与能力都不及其姨妈的十分之一。先天不足致使其只得任人唯亲，极力巩固其脆弱的地位，打击那些能力与资源胜过自己的权力精英，于是一场权力角斗场“强者选弱者，弱者挤强者”的闹剧正式上演。短视的载沣，打开了潘多拉的“墨盒”，灾难接踵而至。
罢黜了袁世凯，载沣还意犹未尽，又以荒唐的理由清退了重臣端方，以干部年轻化的名义剥夺了铁良、善耆等人实权。结果便是干部年龄结构的严重失调及官员任免的极不合理。像李鸿章、张之洞、鹿传霖、刘坤一这样的20后、30后官员已大半凋零。彼时，50后老当益壮尚能饭，60后精力充沛是骨干，70年锐气十足需磨练，这本是属于他们干事业的年代。然而，朝堂之上，满眼望去，净是昏聩的30后、稚嫩的80后与尸位素餐的庸臣们。
贤才遭弃，亲贵却横行。为保住大清江山，载沣不得不起用一批少壮派的皇室成员。载涛掌管禁卫军，后入主军咨处，载洵出任海军大臣，载泽把持度支部，控制财政。
可惜这几位公子哥都不是当官的料。
载涛是位“戏疯子”。掌管陆军后，载沣将操场变戏台，终日演练所谓的战阵，自信能练就虎狼之师。然而，真的要领兵打仗了，载涛却露了怯。武昌起义后，隆裕召开御前会议，商议镇压革命方案。众人争执不下，而载涛却一言不发。太后心想平日载涛训练军队，应该有御敌之策。于是回过头来问跪在一边的载涛：“你是管陆军的，你知道咱们的士兵怎么样？可否一战？”载涛一听，连忙趴下磕头，答道：“奴才练过兵，没有打过仗。”值此千钧一发的节骨眼上，载涛终于算是说了句实话。
载洵是个“购物狂”。因为统领海军，所以载洵便经常以考察国外海军为由出国公费旅游，短短几年间走遍了欧美各地。在他看来，那种异国风情比北京城的老玩意儿不知道新鲜刺激多少倍。每到一处，载洵都不忘大肆Shopping一番，回国后他的行李也是最多，装的都是新采购的时尚洋货。并且人在海外，载洵还时常忘记自己皇族身份，丢人现眼。一次他到纽约一家饭店喝酒，请洋妞为其歌唱助兴。席终，载洵像暴发户一般拿出一沓美元塞给歌女，对方笑而却之，搞得载洵很是尴尬。第二天，美国报纸便把载洵喝酒泡妞的丑事绘声绘色地大肆渲染。载洵可谓自取其辱。
载泽也非善类，典型的“招财童子”。作为财政部长，他在管理国库之余，没少往自己腰包留钱。由于贪污数额巨大，不久便有人上折揭发载泽的劣迹。载沣立即召载泽进宫，把奏折扔在他面前，问他有无此事。载泽也不敢隐瞒，于是据实回答。载沣叹了口气，说：“既确有此事，则不必交查可矣。”自己侵吞大量公款，载沣岂能不加以查办？载泽本以为载沣开玩笑，于是回府后整理账目，准备主动认罪。谁知过了几天，真的没人来追查此事，朝廷也没给自己处分。于是载泽之后敛财更加肆无忌惮。
这帮弟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改革之所以失败，他们个个脱不了干系。载沣自然也没有成为政治强人，到头来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皇族内阁、保路运动及武昌起义，最终让清王朝走向末路。强人政治的迷梦破灭了，载沣可以安心地回家抱孩子了。
耐人寻味的是，清亡的教训似乎没有令国人彻底觉悟。进入民国，无论是袁氏当政，还是蒋家王朝，强人政治的游戏依然流行，人们仍旧乐此不疲。究竟何时才是“梦醒时分”？
走笔至此，笔者愿以身边一位长者的话作结：
立国之道，十年伟人，百年制度，千年文化……
慈禧太后（资料图）
民国“问题人物”曹汝霖在其长达40万字的回忆录中，曾披露有关溥仪即位的一则秘闻：
冲帝四岁，由摄政王抱登太和殿，坐上御座，受百官朝贺。按理四岁冲帝，应该懂事，做皇帝，受朝贺，更应喜气洋洋，岂知冲帝坐上宝座，即大哭不止，摄政王一面哄冲帝说：一会儿即完了。“一会儿就完了”一语，竟成语谶。
第二天，便有一句流言在京城内外风传：“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曹氏的记载，或许仅是一条莫须有的政治段子，然其中所反映的时人心态，却是再真实不过。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清朝快完了？这还得从半个月前的“大事件”讲起。
伤不起的“预言”
1908年11月15日清晨五点半，天尚未亮，在军机处供职的许宝蘅刚赶到西苑门，迎面远远看见一辆鹅黄色的吉祥轿，他心中不禁“咯噔”一声。果然不出所料，匆匆走进直房，许看到放在公案上的光绪遗诏，方知原来皇帝已于昨日“龙驭上宾”。强抑住悲恸之情，许氏继续处理手头公务。孰知到了中午十一点，许又听闻慈禧太后“危笃”。“十一时中两遘大丧，亘古所未有，可谓奇变”，他内心的恐慌与迷茫情绪再也无法按捺，竟然“缮写各旨时心震手颤，莫知所主”，完全乱了方寸。
无独有偶，时任侍读学士的恽毓鼎于当天下午顿觉天色突变，“阴风凄惨”，不到五点，外面便已黑成一片。夜里十二点半，正在卧榻熟睡的恽氏，被仆人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未来得及披上棉袄，一份新出的邸抄便让其感到热血涌头，两眼发黑，五雷轰顶，天晕地旋，“两日之中再遭巨变”，恽彷徨无措，无法成寐。余下的几日里，恽氏脑海中浮现的全是往昔慈禧对其的恩典画面，“追思及此，不觉伏地大恸，悲不能起。”
一般京官尚且如此哀伤与慌张，那些位居中枢的权臣们，尤其有天塌下来的惊恐之情。如军机大臣荣庆，居然一连好几天“神志昏迷”，对于手中的公务、官报及谕旨，全然集中不了精力，一再延宕搁置。
京城上下，可谓阴云密布，气氛凝重。而地方上却是另一番让人哭笑不得的景象。两宫殡天，清廷规定“国有大丧……一月之内禁止婚嫁，百日之内不准动音乐，并不准剃头。”然而太原的老百姓不愿因皇帝太后们的白事而耽搁了自己家的红事，继续敲锣打鼓、披红戴绿，该娶媳妇的娶媳妇，该嫁姑娘的嫁姑娘。
更加雷人的是，按照朝廷谕旨，湖北各署官员当于17日纷纷赴紫阳桥奠所哭灵，各大员还须亲自哭临牌位。为了保证哭得煽情，哭得逼真，哭得到位，哭得悲戚，各大员不约而同地怀揣一把胡椒粉，“到灵位前以手摸两眼，即大声喊叫而流涕矣。”武汉学堂的青年学子们，居然拿新任摄政王载沣开起了忤逆不道之玩笑。他们戏谑道：“清代开国以摄政王多尔衮兴，此次必以摄政王亡也。噫！宋朝得天下于小儿，亦失天下于小儿，是同一理耳。”
官心紊乱，民心思变，这即是慈禧与光绪死后不久的真实写照。
外国势力很快便洞察了慈禧之死所造成的清政府权力真空状态。1909年初，时时关注中国政局的日本政坛元老伊藤博文判断：“中国在三年内将会发生革命。”
这是一句听起来令中国官绅深感伤不起的恶毒预言。然而它又是那么的一针见血：慈禧之后，清廷已回天乏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