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黄龙旗，最初为清朝的非正式的海上政府船旗，主要为政府船只和海军使用，民船不得悬挂。其后一些涉外官方机构也开始悬挂三角黄龙旗。
龙旗飘落：对待龙旗的不同态度
有清一代，民间年画多绘升平气象，可龙旗的出现的频率却非常低，因为老百姓的生活中几乎不会出现龙旗。倒是日本明治时期的浮世绘中，屡屡出现大清龙旗，因为日本军队常与大清龙旗打交道。不过，大清龙旗在日本画家笔下并不表现为正面形象，而是作为腐败、无能、贪生怕死的大清官兵的战败符号而出现的。
大凡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无不深受龙旗屈辱史的刺激。民族主义革命家们对这面龙旗尤为深恶痛绝，正如邹容在《革命军》中所说：“中国黄龙旗之下，有一种若国民非国民，若奴隶非奴隶，杂糅不一以组织成一大种。”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从来不是偶然个别的历史现象。商人对于政治，总是既远离，又利用，他们更多考虑如何从政治变局中获取自身的商业利益，而不是符号的政治意味。悬挂龙旗的最大受益者是商人，最热衷于悬挂龙旗的也是商人，上海商户尤其喜欢“门口高扯两面龙旗，临风招展，仿佛导人进观”。
如此一来，大清末年的中国人中，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龙旗观：一是爱国学生对于大清龙旗的深恶痛绝，必欲弃之于地而践踏之；一是商人热衷于在商业场所悬挂大清龙旗，当作招徕生意的商业幌子。
1911年春节期间，“澳门一群培基学堂学生到营地大街宝衡银号抗议悬挂清朝的龙旗，和店方面的主事人发生争执。该银号请葡警弹压，澳门的华探目刘康善带警探来到现场，见到所谓肇事的学生很多是当地绅商的子弟，就一面劝学生守秩序，一面劝告该银铺把龙旗取下。学生在这一次抗议中取得了胜利。”
即便同为清末爱国文人，对待龙旗的态度也很不一样。一是对这幅象征国家的龙旗充满期待；二是对这幅象征腐败王朝的龙旗百般揶揄；三是如黄遵宪这样的爱国文人，对龙旗爱恨交织，哀旗不幸，怒旗不争。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大清龙旗的历史使命。武昌起义打响之后，大清海军奉命前往镇压。可是到了武昌之后，海军却掉转炮口，随之起义了。“时适日落，阳明即落下龙旗掷于甲板而践踏之，旋弃于江。在此一刹那，海军龙旗，便成历史陈迹。”
海军反正之后，“展轮下驶，经过九江、安庆、芜湖等城，望见满城白旗，知皆已起义，惟南京仍悬挂龙旗，传闻何海鸣尚欲顽抗革命军”。这时，是否扯下大清龙旗，已经成了革命或反革命的分野标志。
宣统皇帝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第二天，北京城各家报纸就把诏书的全文发表出来，当天把龙旗也收起来了。”宣告中华民国成立的消息迅速传到全国各地，各中小学及公共机构纷纷集会庆祝，把清朝的黄龙旗扯下来，升起新的五色国旗，到处放鞭炮，大家都为之欢呼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