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被押赴刑场的朱湛之（来源：资料图）
转机：波折重重的两岸寻找
转机出现在2009年12月，在台湾参加“2009秋祭”，并调查“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冢和遗骸的潘蓁，本来为了寻找自己在戒严时期失踪的父亲，却意外地在辛亥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名册中，发现了“朱湛文”的名字。他曾在秦风发表的文章中看见过“朱谌之”这个名字，便给为朱枫写传记的南京作家冯亦同发了邮件。“这本名册叫做《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政治受难者墓区整建工程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总共612个人，朱湛文的编号是233。”冯亦同说。
“猛然得到音讯，首先是一再确认。”“朱湛文”和“朱谌之”只是字型相似，此后的寻找过程，用李扬的话说是“千辛万苦”。冯亦同和朱家立刻找到秦风，信件来往只说“疑似”，并不敢肯定这就是朱谌之的遗骨。只有一本名册，秦风于是拜托朋友朱浤源于2010年1月10日第一次到台北墓葬管理处寻访遗骨下落。朱浤源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室教授，出自人道善良和对这段历史的探究心，他以研究近代史的名义，进入了一般人难以进入的领域。“我得到的答复是名册上‘朱湛文，编号77’，至于有无骨灰坛，在哪里，均没有答复。”朱教授于是致信给李扬。他和朋友在2月到3月间台湾最寒冷的时节，3次冒雨前往几个有可能的公墓，在富德公墓11墓区找到了“朱谌之”77号装骨灰坛的袋子，编号正确，说明名册上确实是误登记了。朱教授带领秦风来到富德公墓，“一个个骨灰坛都由白色编织袋包裹，必须在角落里拿出来看，大约300多个无主的骨灰坛，都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一起”。想确认谁是朱湛文并不容易，管理处给的答案是：“档案历经60年，承办这些遗骸的单位从‘国防部’改成了台北市政府。”朱浤源和李扬却充满了信心和热情。
到了4月，朱浤源带着朱家的委托寻找和认领的文件再次来到富德公墓，却发现77号袋子里装的并非标有“朱谌之”的骨灰坛。“骨灰坛上的名字和袋子上红油漆写的名字，对不上。”秦风说。朱教授“立即下山向管理处反映，并出示委托函及朱女士的证件。管理处非常重视，下令一个月的扫墓期过后，展开全面彻底清查与整理所有数百个错置骨灰坛的工作。”但由于阴气极重，朱浤源和朋友雷先生都感到3天的不舒服。“我们都祈祷，朱枫烈士在天有灵，让我们找到她。”李扬和朱浤源在茫茫不可知中产生了同样的心情。
5月6日，朱浤源终于发来了消息，经过公墓工作人员和自己数小时对每个骨灰袋的翻检，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刻着“朱谌之”名字的骨灰坛。“骨灰坛上的朱谌之几个字，‘谌’和‘之’都是有些连笔，是容易连着写的，所以才会被登记人员误写成‘湛文’。”李扬这才敢肯定了。
这时才算有了确切的消息，李扬告诉本刊记者：“然而怎么证明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朱谌之，又如何迎她回来，完全不知所措。本来我希望朱教授代为认领，但他在单位里受到了领导的阻止，研究所领导明确让他不得过问此事。朱教授是个侠义心肠的人，但是他受到了压力。”朱浤源也去过海基会，被告知“此系特案，走不通”。
12月9日接骨灰（来源：资料图）
6月至7月，李扬为了办理各种证明材料在北京、南京等地四处奔走。“要公证她是谁，公证你是谁，公证所有关系，一层层地做，都是从未有过的先例，事情繁琐到几乎荒谬的程度。”
8月4日，海协会第一次因民间事务致函海基会，9月1日得到了海基会的答复。海基会开出了极繁琐的条件，朱家办理赴台过程屡屡遇到障碍，13张表格将程序拉长得遥遥无期，“两年都无法完成这些条件”。李扬走的是完全民间的做法，“大陆人在台湾去世有专门的移灵方式，在殡葬业两岸已经可以做了。于是我们用了最普通的方式，把外婆的遗骨迎回来。因为她身份特殊，国内各部门还是开了很多绿灯。殡葬协会请台湾殡葬协会的会员生命公司来帮忙，因此才有了殡葬公司董事长送回遗骨的决定”。李扬说看到台湾人刘添财捧着骨灰坛，觉得感动，“完全没有陌生感，仿佛一家人”。刘添财说：“公司和快递公司合作几十年，从未有丢失文件的状况，没想到上飞机前一天，证明文件却丢了。当时台北正下雨，我们担心至极时，接到一个大楼管理员的电话，说在一个角落捡到了老奶奶的证明文件，我想，这都是老奶奶在天保佑我们的缘故。”一席话讲得在座者无不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