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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县太爷的临时工:师爷、长随和团练

大清朝的县太爷不会孤身上任,必须自己掏钱雇佣一众长随、师爷护法。一县之钱粮、诉讼、仪礼、治安等大小政事,全离不开这些临时工。

  师爷是协助县太爷处理公务的高级临时工

  刚刚当上县太爷,虽然饱读诗书十数年,但对于做县太爷必备的种种基本技能,恐怕也不甚了了。比如断案,科举不考这个,不懂很正常。问题在于,坐堂问案是县太爷每天都要面对的事情,不通律例该如何应付?

  自学成才?怕是来不及了,《大清律例》有47卷30门436条,附例1042条,不花上一年半载什么也记不住。即便死记硬背,世间情事千千万,以往判例万万千,身处书斋五谷不分的县太爷哪儿有本事准确套用刑名?一旦生搬硬套错了,可是会被上官斥责、罚俸,甚至影响仕途的。

  靠长随?不可能,若是一年几两银子便能雇来精通律例的司法专家,大清早就成为法治社会了。靠书吏?他们不定与原告被告哪一方沾亲带故,一旦居中作梗内外粉饰,案子断错了县太爷还是要跟着倒霉。

  这种时候,县太爷多么希望能像狄仁杰一样有个靠谱的帮手,可以问一句“元芳,你怎么看”,最好元芳直接写完判词,说“大人,事情就是如此这般,请画押吧”。这倒不全是幻想,在清代,确实可以雇到这样的高级临时工——师爷。

  师爷是口头的称呼,正式的叫法是“幕宾”、“幕友”。从这些词中可以看出,虽然同属临时工,但他们并非县太爷的仆人,更像宾客、朋友、高级顾问。

  作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临时工,师爷们自然有其非同一般的价值,首先体现在职业能力上。以刑名师爷为例,他们不但精通《大清律例》、《大清会典》,还知晓种种从没听说过的典章制度,了解司法审判的每一个程序。

  他们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别有深刻认识,即使律例上没有的情况,也能靠独家积累、师徒相传的先例成案写出判决,即使不能让当事双方心服口服,也可以使上司无刺可挑。

  别以为这是小事,奏折师爷出身的晚清名臣左宗棠,在为湖南巡抚张亮基总理文案的时候,因办不好刑名案件屡遭刑部驳斥诘问,左大人时常垂头丧气、信心尽丧。直到他经人指点,再请上官另聘一位刑名师爷后,左大人才脱离苦海。

  刑名师爷的专业性如此之高,甚至形成了著名品牌“绍兴师爷”,不但师徒传承,还发展成家族事业,绍兴府会稽县的陶家39人都曾游幕,蔚为壮观。

  刑名师爷之外,还有专攻审核钱粮赋税、能找出藏在账本里的非法支出或亏空项目的“钱谷师爷”,核算收支出纳现金的“账房师爷”,起草奏折信函的“奏折师爷”、“书启师爷”,校阅试卷点选文章的“圈卷师爷”等,只有请不起,没有想不到。

  同为士人出身的师爷,身价高,地位高,成为清朝临时工系统中的特殊分子

  身价是师爷作为高级临时工的显著标志。他们既然是县太爷的宾客朋友,那就不能像长随一样一年几两银子打发了。按照清代中前期的行情,普通奏折师爷的年薪从40两白银起跳,衙门中最重要的刑名师爷、钱谷师爷,年薪更达200两以上。

  到嘉庆年间,出现了年薪过千两甚至达到2000两的刑名师爷,可以和知县一年的俸禄加养廉银比肩。简直是师爷拿了县太爷的收入做事,而县太爷得另外贪腐。

  薪水之外,礼仪上的尊崇也是师爷身价的表现。县衙内的书吏、衙役、长随见之,要打千、下跪,师爷只用作揖即可。逢年过节凡有饮宴,还要请师爷坐在上座以示尊敬。连支付给师爷的薪水,都不能用寻常名称,而是循孔老夫子的例子,称之为“束脩(修音)”。

  师爷既然如此精专清贵,为何还是属于临时工?这和他们的来历有关。在这个以士农工商为基础的社会里,师爷和县太爷一样,都是士子阶层。

  他们当中,有的已经是秀才、举人,仍在孜孜以求博取功名,游幕不过是为了自食其力,并在糊口之余积攒经验。每逢科举之时,便要告假还乡一搏。也有屡试不第,已经弃绝仕途之想的,把师爷作为毕生的事业来经营。

  更有进士出身,只是因为丁忧、解职等原因不能任官,不得已暂且拜师习幕以待将来的。也就是说,今天的师爷,很可能是明天的县太爷;曾经的师爷可能和县太爷同朝为官。前面提到过的汪辉祖,便是21岁入幕,46岁考取进士后又做了县官。

  师爷与官员都是士子出身,有共同的道德认同和自我期许,不管真也好假也罢,多数师爷尤其是名师爷都以清廉尽职自居。连雍正皇帝也在谕旨中说幕宾“彼爱惜功名,自不敢任意苟且”,还要求将幕宾中“效力有年,果称厥职”报告吏部,以“议叙授之职位,以示砥砺”。师爷做好了,兴许还能谋得公务员正式编制。

  清代名幕龚未斋自称“到馆之后,足不出户庭,身不离几席,慎往来所以远侮慢,戒应酬所以绝营求,而自早至三更,不使有片刻之暇,以期无负于己者无负于人”。

  汪辉祖则说自己当师爷时,“所主者凡十四人,性情才略,不必尽同,言无不磊落光明,推诚相与,终始契合”。近人对此更是多有论述,搞出了不少关于“师爷文化”的大部头,甚至有以“刑名师爷的法治精神”为题的论文。

  师爷身为知识分子,自然掌握着话语权,经常通过编选文集、著书立说,让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一席之地。汪辉祖的《佐治药言》、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成为著名的师爷工作指南。不但为后辈游幕者留下经验,也为自己打造光辉磊落的职业形象。长随换十几个主子被视为“中山狼”,而龚未斋游幕四十余年,服务过的官员不下二十个,汪辉祖“所主者凡十四人”,却都以名幕诤友传世,话语权的威力可见一斑。

  现实中,师爷自然不可能像自己标榜的一般清高方正,各种为非作歹的行为也屡见不鲜,清代小说《盛世危言》便说“刑名、钱谷幕友中,劣多佳少,往往亦把持公事,串通差吏,挟制居停,作威作福之处,不可胜言”。

  师爷之间彼此援引、上下级官员的幕宾之间相互勾结,也是公开的秘密。如新官上任的县太爷,往往有上官身边的幕友给推荐师爷,如果不用,对不起,左宗棠大人的苦闷,便是十足的样板。

  • 责任编辑:胡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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