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
“大部制”不是简单加减法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快速发展期，机构改革方案也曾遇反复，一些国家部委几度沉浮，汪玉凯说，期间折射出的是政府对机构改革的探索。
国家经贸委、商务部的裁撤、重建过程，正是缩影。
国家经贸委前身为国家经委，改革开放前已经历一次撤销、恢复过程。1982年机构改革时，吸纳了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国家能源委、国务院财贸小组等多个经济主管部门。但1988年机构改革时被撤销。1993年再度恢复，并更名为国家经贸委。1998年机构改革时，吸纳了10个原部级经济部门，被称为“小国务院”。但五年后，2003年机构改革时，与原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一道，合并成“商务部”。
汪玉凯认为，商务部是和大部制改革思路最为接近的一个机构改革。“大部制怎样设计才合理、高效，大多需要再探索”。
他认为，2008年机构改革，是权力机构调整的重要切入点，确定了行政三分制，即决策、执行、监督三分的中长期改革目标。去年11月，十八大再次提及“大部制”，十八大报告要求“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
汪玉凯分析，本轮即将展开的改革，是上述行政三分制改革目标的延续，“部门会做‘微调’”，调整着眼于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内部关系，而不是过多看重外部部门合并。
有分析称，推进政府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很难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在明确改革目标后，重在创造条件，积极稳妥地推进，成熟一项推进一项，由此真正释放出强劲的改革红利。
关键
改革要打破部门利益博弈
对有媒体报道的“大能源”、“大文化”、“大金融”等未能纳入本轮机构改革方案，采访中有专家认为，如果属实，这将是一大遗憾。尤其是能源界业内人士发文分析，“大能源”延后源于部门利益博弈难以平衡。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举例说，中国能源管理职能分散在国家能源委、国家发改委、能源局、水利部、国土资源部等十多个部门中，是行政管理“九龙治水”、“政出多门”的典型代表。
他认为，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机构改革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触及的是政府放权与削权，“改革最困难的就是理清政府权力清单，清楚界定政府的基本职能和权力，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一方面是放权，也就是下放权力；一方面是削权，也就是权力转移，向社会转移”。
但涉及放权与削权的改革，相当于公权力“革自己的命”、让出自己的“饭碗”，势必陷入部门利益博弈。
包括本轮改革在内，1982年至今的7次改革，每一次都选择在政府换届之年。一位专家表示，一方面换届之年也是开局之年，同时一些部委官员退休，可减少改革阻力。
“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曾如此描述机构改革阻力。他说，1997年年底，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朱镕基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
曾担任中编办副司长的尹光华在接受《中国改革报》采访时说，有部委总是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你这样改，他那样改，结果，即使方案本来是一件完整的西装，征求意见一圈下来，也只剩下一个坎肩了。
竹立家说，部门利益博弈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机构改革会留有遗憾，形成“精简-反弹-再精简-再反弹”怪圈。
例如1982年机构改革后，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从100个减为61个。但由于这次改革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等原因，到1988年，国家部委、直属机构又升至7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