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最希望就是通过走私以法币换取沦陷区的物资，既增加后方物资的供应，平壤物价减缓通胀，一石二鸟。但是实际上，日本也排斥法币；为了换取必要的物资，大后方不得不选择其他方式。当时政府主要是拿黄金向沦陷区换取货物的。以1943年杜月笙派徐采丞抢购六千间棉纱内运为例，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唐纵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曾记载此事。
据货运局报告，现已向沦陷区运到之棉纱二千六百四十二件、棉布九万七千九百五十六匹，约当大后方一月之产品。其办法我以黄金向沦陷区换物资，再以物资向后方换回法币，其法甚善。
大后方军政商民将后方物资贩售到沦陷区，致使法币内流
政府最不愿意的就是，后方的物资被沦陷区的法币换取。而这恰恰就是当时军政商民为最喜欢的方式，他们拿在沦陷区已无流通价值的法币在后方易得物资，再运回沦陷区贩售，转手即可赚取暴利。
由于日本在沦陷区禁止法币流通，致使法币在沦陷区贬值。一九三九年初，国人开始预测“沦陷区内之法币，日渐减低价值，则法币恐有通货膨胀之可能。”在此情况下，大后方和沦陷区之间以法币来计算的物价不同，法币价值在大后方较高而在沦陷区较低。日方即利用人们贱买贵卖得牟利心里，以沦陷区的法币运到战区及大后方购买物资，譬如，在华北，即“假平汉路北段运输之便，将各种仇货屯于新乡、焦作、信阳等地倾销，以所得本利沟通奸商，或暗地高价收买民间硬币与白银，或公然抬高物价，吸收豫北各县出产。在华中，则以之购买米粮、蚕丝、茶叶、棉花及桐油，或提高收购价格（例如茶叶收购价格即高出后方四倍以上，以吸收大后方商人偷运出境。”当然，走私大部分都是权贵之人，担任财政部缉私署长戴笠就曾明言：在东南走私经商的不是党政机要就是军队，而纯粹商人走私经商已不容易了。“--大后方为支持抗战，物资本就匮乏，民生也因此窘迫；这种向沦陷区走私物资的行为，无疑使大后方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蒋介石本打算组织”走私人员“到沦陷区抢购物资，但是金钱面前，民众显然不大领情。
“中美合作所”伪造伪钞来抢购沦陷区物资
政府见输出法币不易，却又不愿让物资大量外流，便伪造沦陷区货币来抢购物资。曾任军统局本部国际科敌伪股长的邓葆光，回忆抗日时期伪造沦陷区货币时说：
“一九四二年，戴笠请美国代印汪伪中储券和华北联银券的两种假钞票，分为一元、五元两种，原则上利用伪军和阴阳地带（三不管地区）的游击战，向地区购买物资。”
这个代印机构，就是“中美合作所”，据当时与戴笠合作的美国海军少校梅乐斯（MiltonMiles)回忆：
“在上海西南约两百里中美合作所的第一营地，……变成了一个把伪造日军占领区的伪币，走私运进这个人口稠密、商业繁盛地区的骗子……每次开到第一营地去的卡车队，平均在十辆车中，总有一、二辆是装满了一捆捆的纸，最后，调查统计局经济作战处的王抚州将军透露了我一个秘密。据他告诉我说，多少年来，他们一直都在克尽厥责的仿造日本人发行的伪币，散发出去……”这种伪钞到底有多少？尚待考证。
国民党政策失误，货币战加剧中国通货膨胀
1940年前后民国政府虽然意识到日本输出法币，抢购物资的危险，但是直到1943年才正式明令禁止法币内流，取消限制法币外流，但为时已晚。美国驻华代办艾哲逊（GeorgeAtcheson，Jr)报告所说：“可靠证据表示日人以获得的真法币-没收及以伪币交换-收购中国物资，对中国经济较伪政币有更大危害。日人已使用相当可观数量之法币，据称尚存有二十亿元之法币，因之使自由中国之物资匮乏而通货膨胀。”
除此之外，日本通过货币战给国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据财政部统计，截至1940年为止，有报告显示，46家银行损失共达252，290，934元，全国金融业的损失为四亿元。而日本发行的各种伪钞，其实际价值折合战前法币为十六亿六千六百多万元（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可对比：1937年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为4.12亿元），已超过了战前法币的发行额。因此，日本基本上达到了“以战养战”的战略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