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通货膨胀导致纸币泛滥
中日货币战的本质，其实是物资战，货币只是一个载体，大后方和沦陷区之间的物资抢夺，才是这场战争的实质。中日进行货币战时，双方因应时局调整战略，日本先吸收法币后再排斥，中国则采取相反的策略。但无论双方实施怎样的货币战略，都是需以沦陷区与后方之间货物走私来依托……
战前日本通过走私套取中国外汇
中日全面开战前夕，日本就开始部署金融战，本打算“为了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应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的在国外基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但是，日本要发行新货币代替法币却是困难重重。当时上海三菱银行分行行长吉田也认识到问题所在：“在今日法币基础尚称坚固之时，实不宜对法币加以直接打击”，因为“中国人皆认为日本无经济实力，故若在华制造新通货（货币，编者注），必须能自由购买外汇，自由买卖商品方可。”
当时法币是唯一能够购买外汇的，所以日本许多经济学家主张当法币可供换取外汇时，与其破坏法币，不如利用法币，更能符合日方利益。于是，日本政府修正政策，改为吸收法币，在上海外汇市场套取中国的外汇存底。
日本主要通过向中国走私货物来吸收法币。中日正交战之时，日本或者沦陷区与大后方之间的商品贸易都是非法，属于走私。时任经济部部长翁文灏提到日本吸收法币的情况：“日本对华输出，虽在严厉执行查禁敌货之下，仍有渐增的趋势，如一九三七年总值一万五千余万元，一九三八年为二万万余元，一九三九年为三万一千余元，一九四0年则增至四万六千余万元。”这是官方的统计，而民间的资料显示日本吸收的法币总额更大，大部分均估计法币每年流出额为二亿至六七亿之间。
部分商人及农民在走私日货中获利匪浅
日本向沦陷区输入货物，为战时民众造就了一条新谋生路，据当时报刊记载：
“抗战的初期，一般的游资所有人，受战事的激变，尚没有功夫去做商业运贩的行为，同时大的交通路线……停止营运，结果一般的小商人及农民便以脚踏车担挑的工具，轻装简便输入沦陷区中私贩日货入境，一时获利匪浅。民国二十七年之后，一般大的游资商人，也已看准了走私的途径，于是也就浩浩荡荡地做起贩运日货的走私经营，一时大小商人，均是市利三倍，小资本商人，除了已经变为大的商业资本之外；一般者，则以原有之少数资本，已不能在卖原有数量之货物，不得已只好放弃这种贩运行为，而让那资历雄厚的所有独获巨利。”
政府限制法币外流，但是成效有限
为了防止国内资金外逃与外汇耗损，抗战初期，政府限制民众携带法币出行，但成效有限。许多民众私自携带的法币都超过限额，鲜被查获；再譬如军费，在大后方和各战区，“中央部队军费往往都是法币……每个月约有法币三千一百二十万流入战地，由于经济封锁未臻严密，敌货未根绝，以十分之一为流入敌伪金库，已是最低估计。”
38年法币贬值，日本在沦陷区禁用法币推行伪钞，以法币抢购后方物资，向后方输出法币。
抗战前期，日本持续向中国输出货物，大部分以法币作为结算，然后将法币兑换成外汇，法币汇价的涨跌对日本在华贸易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当利用法币得到的外汇所得，已渐因汇价变动而不再合乎经济效益时，日本便不再利用法币套取外汇了。1939年前后，法币逐渐贬值，日本在外汇市场套利不易后，便在沦陷区推行伪币，排斥法币。一九三九年，华北严禁法币，至1940年初，日本在鄂、鲁、皖、冀各省“每晚点验商号款项，其中倘有我方法币即加以没收或毁灭，故在城内，法币几乎绝迹”，民众若被发现违例使用法币，就遭枪毙。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接管了沪港英美所属的银行，此时套取外汇已不可能了，而战事进入持久战之后，物资成为了胜负的关键，日本一方面在沦陷禁用法币，使困居大后方的国民政府无法运用法币搜购沦陷区的物资，同时又以其收存的法币抢购大后方物资。
政府暗里向沦陷区输出法币
1940年，政府已经注意到“现在流通与游击区法币，华北约三亿，华中约十亿，华南约二亿，共计十五亿，占目前流通总额三分之一……为避免后方通货膨胀，必须保持法币原有流通去，勿使流向后方，予敌伪滥发钞票机会。”同年四月，蒋介石下发《机密甲等三七三二号手令》，命令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长何应钦“制定沿海沿江大小各口岸之防制，与政府进出口货物在各口岸有计划有系统之秘密运输办法，如能将其走私人员工具等组织起来，能为政府整个利用更好，望与交通部切实办理为要”。蒋介石的手令下发后，政府各机构便执行，为避免引起非议，各机关在开会时候将“利用走私”一律改为“特种运输”，讨论时保密。
1940年前后，政府虽然意识到法币内流危险，所以暗地里向沦陷区输出法币，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程度并不严重，故未引起当局的重视，直到1942年，政府才明令禁止法币流回后方。